南方艺术

　　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

　　游相兰亭“甲之五御府本”，其书法的用笔结态，完全同于前面介绍的甲之二领字从山本，都是绍兴御府本，帖下都有“绍兴”联珠印。全帖缺二十九字，虽然“崇山峻领”的“领”字已缺，但从“次”字三点，“朗”字左半末两笔勾点相连，点的形态完全被模糊，同领字从山本是同一用心，“清”字竖笔歪斜，“聼”字耳旁，“情”字偏旁竖笔带勾等特点看，当是出于一人所书。所以尽管此帖缺了二十九字，还是有人能看出两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翁方纲。但他却不承认宋代有领字从山本。

　　这本来是一个临写的残本，宋代确实是有残石本的，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王右军兰亭草后》中记有“洛张景元斸地得缺石，极瘦”。《兰亭考》记则云“斸地所得者，盖筑地，则此石当为杵碎”，又说有柄窍，纵广仅数寸，大都不过三十余字，又是一说，此本在元代曾经翻刻，其石在明代从颍上县水井中出现后，从董其昌到邢侗及很多明清人大肆吹捧，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兰亭“新品种”，就是颍上兰亭。

　　5.颍上兰亭

　　从明代董其昌、邢侗至清代翁方纲，直至现代的张伯英、郭沫若等先生，都论及此帖。但此帖何时出土都没有搞清楚，皆云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八年）。本人在讲董其昌的题跋与鉴定问题时详论过其谬。

　　颍上兰亭又称颍井兰亭，董其昌跋颍上兰亭是明清人认识和热炒颍上兰亭的主要原因。现抄录如下：“颍上县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县令异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铜罍，其石所刻《黄庭经》《兰亭记》，皆宋拓也。余得此本，以校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笔法颇似耳。”（《容斋集别集》卷二）

　　颍上原石两面刻，一面刻兰亭序帖，后有“兰亭序唐临绢本”七字和“永仲”一印；一面刻《黄庭经》小楷，后有“思古斋”三字。因此，兰亭称“颍上兰亭”，黄庭经称“思古斋黄庭经”，在明末及清代都是非常有名的。董其昌不考其何时何人所刻，翁方纲考而没有考出，出土（井）时间则完全错误。永仲是蒋长源的字，米芾《书史》论苏耆家三本是一本一本介绍的：“第一本有苏易简的题赞；第二本在苏舜元（才翁）处。”米氏以王维、李主、徐熙画从才翁子苏冶手换得；“第三本唐粉蜡纸摹，在舜钦（子美）房，第二本所论数字精妙处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盖第二本，毫发不差，世当有十余本。一绢本在蒋长源处，一纸本在其子之文处，是舜钦本，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处。”米老此题布下了一个迷宫，但蒋长源所得绢本“是其族人沂摹”的“十余本”之一，则是没问题的。“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即是说苏本第二本的另“一摹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的摹本）。再摹刻就变成了“唐临绢本”了。

　　夜放白光，神奇，但石刻的黄庭、兰亭，怎么是“宋拓”呢！另外，因为“笔法颇似”，便定为米芾摹刻，各帖“皆在其下”。正因为董的这一跋，颍上兰亭在明清新发现的兰亭中，占据很高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随意的临本。临的还是残本。全帖缺廿九字。从“次”字三点，“清”字竖笔歪斜。“聼”字耳旁，“情”字竖心带勾等可知，它同领字从山本有一定的渊源。翁方纲的《苏米斋兰亭考》看到了这一点，但翁氏不知，它的祖本同领字从山本的祖本是出于一手的两帖，有宋刻宋拓，这就是游相兰亭中的御府本甲之二、甲之五，我断其应该都是宋高宗的临本。宋高宗书早年学黄山谷，伪刘豫使人习之用间，改学米，董其昌认为颖本为米临。说明是看出这之间的关系的。

　　思古斋是元人应本的斋号，他所藏的黄庭经拓本，是元祐续法帖中所刻。赵孟頫喜爱，自临一本与之相易。赵临本今藏故宫，后应本跋钤五印，最后一印即思古斋。清人钱天树、毛庆臻等有考。据此，颍井之石便是元代所刻。也有人不同意，如张伯英先生，但他没见过赵临黄庭墨迹原件。不管怎样，颍本兰亭较之宋御府本，其笔画的生动鲜活相差很多。可惜考兰亭者，痴迷如翁方纲，广搜如容庚先生，皆未见过游相兰亭中的颍石之祖本，即甲之五御府本。现在讲碑帖的文献皆云颍上兰亭是嘉靖八年（1529）出土，实际上杨士奇《东里集》对此兰亭早有记载。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十一：“此帖石刻，今在颍上县。其首题曰唐临绢本。而临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谟。”杨士奇卒于明英宗正统九年甲子（1444），要早于嘉靖八年八十五年。嘉靖八年之说者如不是孤陋寡闻，便是为抬高颍本只讲董说而故作不知。因为杨士奇所记，称此本不佳，不符合一些明清人嗜奇求古，意在吹捧而惑己惑人的心理。将这个颍上本同游相藏甲之五御府本残本对照，即可看出它是御府本的翻刻，而且翻得非常不好。除因刻手有高下，帖石有精粗外，此本除缺的二十九字外，还有个别字残损拓坏者，致使颍上本因为失据而造成了误谬。如第九行品类的“類”字，游相本此字残损，颍上本类旁下“大”字，竟刻成“又”。一些人还辩白说是补刻所致。第十七行“感”字残下半，颍本画出一轮廓表示底本残损，但又刻出这下半，致使其字结构失步，形态极为丑陋。十八行“俛”字纸有皱缝，裱时不慎拉开，“亻”旁离另一半“免”较远，且第一撇受损分开，颍本翻刻竟作两点，并远离另一半“免”，已不知为何字。“修短随化”之“短”字，末笔收笔略有上挑之意，颍本夸张几成一捺。“兴感之由”的“感”字内，小横微泐，但“口”尚清晰，颍本这一横同口连带作“万”，下部“心”亦不成形。可知是据比御府残本之残泐更甚的拓本翻刻。“兴怀”之“兴”字，上部损而部分未刻，颍本既画出残痕又刻出模样，致使笔划距离失步。石花泐痕都翻刻出来了，怎能是什么“米老临本”呢？！总之，从此本可知，所谓颍上兰亭，乃是这个“御府”本拓本的翻刻本，而其翻刻所据之原底拓本，同此本当出一石，但要晚，要泐损更甚。

　　至于帖上有“永仲”一印，是想同米芾所记的苏沂摹家藏第二本的“十余本”之一挂靠。永仲是蒋长源的字，刻上“唐临绢本”，就是为表示是蒋氏所藏，但前刻“唐临则是痴心和妄想，要将之变成与褚有关了，这种伎俩怎能骗这么多名家呢”，因为无论如何苏氏所藏三本，都不可能是缺这么多字、这么多讹谬字的兰亭。何况蒋长源所得的绢本是苏沂摹的十余本之一，怎能称唐临呢！

　　6.张澂本

　　领字从山，其他特征悉同于游相兰亭甲之二。

　　张澂本，这个名目宋理宗内府一百一十七种中就有了。今所见最早的拓本是明代弇州山人王世贞的藏本，后面有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张澂题识。其中米芾两题，后一题从内容可知是题其所得自苏耆家的三本兰亭中的第二本。米芾原跋真迹尚存于世。今配在陈鑑本后。陈鑑本其实是元陆继善所摹的五本之一（详见拙文《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文物》2006年第5期），核对文句则略有差异。其中摹拓者同检校者的关系，真跋是：“唐太宗既获此书，使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褚遂良为起居郎，盖检校而已。”其中的诸葛贞的贞字缺末笔，是避宋仁宗赵祯讳。张澂本是：“唐太宗获此书，命起褚遂良检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贵人。”其中诸葛贞的贞字完整不讳。由此可知，此为伪书。因为米芾虽被称为米颠，但本朝讳例却是严格遵守的。其传世墨迹，凡言及唐代书家张旭，或称张颠或云张长史，绝不会写“张旭”其名，就是要避宋哲宗赵煦音讳。其行书《长者帖》又称《知府帖》，府字寸不点点；而其《春中帖》则点了点，说明前帖是书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因为其时太皇高太后垂帘听政，要避太后之父高遵甫的嫌名讳。

　　其二两跋都记其是重新装裱，真本时间是崇宁壬午（元年，1102）六月，是“手装”，张澂本时间是壬午闰六月九日，是“重装”。一个月时间，同一帖，要作两次内容基本相同的题跋；更有甚者，同样是一个月还要装裱两次。米氏对自己认为的“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的这个兰亭，何以要这样折腾呢！

　　这一本后有王世贞两跋，第一跋云：“昔人称宋拓兰亭自定武外以复州为胜，豫章次之，刘无言重刻张澂褚摹兰亭为第三本。今此帖乃张澂摹勒上石。盖昔人偶未见澂原石耳。所谓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复州、豫章下也……”弇州山人是大名人，晚明执文坛牛耳，看看其弇州山人四部稿正续稿题跋，便可知其收罗宏富。但是他的鉴赏能力实在不足信。从此题跋便可见其荒唐：张澂本上石的时间是嘉熙庚子，为宋理宗嘉熙四年，即1240年。刘无言即刘焘，虽不知其确切生卒，但他是北宋人，受东坡赏识，元祐三年（1088）进士。黄山谷曾言，“刘焘笺题便不类今人书，使之春秋高，江东又出一羊欣、薄绍之也。”刘焘春秋再高，也不可能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再去重刻“张澂褚摹兰亭”啊！

　　前已言及，此帖有祖本。这一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领字从山重刻本。配有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等跋，是让人认为这就是米芾所得的苏氏第二本。但无论如何，以米氏考校之精细，苏氏第二本都不可能是这种领字从山本。

　　7.郁冈斋本、渤海藏真本

　　郁冈斋本基本上同于张澂本，渤海藏真本则将一行裁为两行，所以又称“巾箱本领字从山兰亭”。除“蘭”草头下无小横外，基本上同于前叙领字从山本兰亭。帖中缺第七、八、九行。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云：海宁陈甫伸得于董其昌，董氏抽去三行。但据孙鑛《书画跋跋》所记，他看到此帖（渤海刻，下同）原底时，既已如此，则可知董其昌并无这一宗破坏文物之罪，因为孙氏要先于董氏看到此帖。此帖原底詹景凤亦曾见过，詹氏认为是做出来的：纸经染色，帖是“双勾廓填”。

　　这个短行本，曾经再刻，如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等本。渤海所缺之三行被补全（折作六行），但却是被补刻在了全帖之后！这补了三行的再刻本帖尾行最后“有感于斯文”下，又较“渤海本”多出了“臣褚遂良”四小字。重刻一次，花样又有翻新！

　　8.快雪堂本

　　《快雪堂法书》帖所刻领字从山本兰亭，“臣褚遂良”四字则是刻于全帖之后。凡游相此本种种特别字，如蘭多一横，领字从山，次字三点等等，如出一辙。但名目又不相同：兰亭帖前竟有唐太宗题字及御书印！其题曰：“兰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阳宫赐高士廉。贞观十二年闰二月癸未书。”如果不能鉴此唐太宗款识真伪，而有考据癖，便可知旧、新唐书“太宗本纪”是年确实记有“闰二月至洛阳宫”，而旧、新《唐书》高俭（士廉）传，其时也确实受到过赏赐。但褚遂良的临本怎能被李世民视为“兰亭正本”呢？此本的墨迹原底后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成亲王曾见到原件，他认为这一本同内府所收的“赐潘贵妃本”是“同一笔法”，而迥异于定武、神龙、颍上诸本（《诒晋斋集》卷八记所见兰亭）。潘贵妃本是从圣教序中凑字仿临本。翁方纲亦曾寓目，他在引用了孙退谷《知止阁帖》翻领字从山本跋后说：“按此即知止阁刻本也，以对快雪堂所刻褚临绢本，则绢本实从三米本勾摹，而形神全失，加以纤媚而适蹈于讹谬。冯氏不知而刻石耳。其绢本数年前尚在京师……”这里要指出的是，翁氏虽能知快雪底本之伪，而且看出它和知止阁的关系，但这里却同孙氏一样，也将这些领字从山本的祖本（即此游相本）当作了“三米兰亭”。今此墨迹已不知下落。

　　附：黄绢墨迹本

　　今传世“领字从山本兰亭”尚有黄绢墨迹本。明王世贞旧藏，后有米芾题王文惠公本跋墨迹，从印本上看颇类米芾的跋尾书。王世贞跋称：“此本藏深山民间，落黄拾遗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前有莫云卿两跋，后有周天球、文嘉、俞允文、王穉登、沈咸、翁方纲、梁章钜等人跋。只有翁方纲据孙鑛《书画跋跋》说，这个兰亭不是王文惠公所藏原迹，其他人对这个兰亭同米跋的关系概不置疑。此本虽改易了领字从山本的一些错讹字，如蘭字草头下无小横、取字中间不写三横、相字末笔作横画等，但通篇书法水平低下，一些字结体不稳，笔法丑陋。其第一字“永”便歪斜失态。弦字的“玄”点下竟反纽，如“至”字草写。此种艺术水平怎能等同褚河南书法呢？米跋墨迹即便是真迹也当然是后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社出版《兰亭墨迹汇编》收有此本，因印刷不精，很多前辈专家见其颇类米氏跋尾书，便认为是移配的真跋。2008年我得见原迹，可确知其为仿造。其实，米跋之本宋代便曾经刻石，即游相兰亭失去天干编号的褚摹兰亭，后有游似题字。原帖连米跋即是此段，但兰亭领字不从山。亦可作米跋在黄绢本上是后配的证据之一。

　　纵观明清出现的“领字从山本兰亭序”，无论是刻本还是墨迹，可以说都是一个底本繁衍变化而来的。其中张澂、郁冈斋所刻，近于嫡出，唯临摹者时有僵硬之笔，又将笔划牵丝连带处夸大写重，使人可见重模的痕迹。《渤海藏真帖》所刻，原底墨迹断行而成袖珍本，是此本的照猫画虎还是渤海本原墨迹的花样翻新，是都有可能的。“快雪本”临写本上石，其原底瘦弱轻佻，第一字“永”已成斜势，再临夸张其病，便是黄绢本了。这些不同名目的兰亭，其底本便是游相兰亭中的甲之二御府本。在没有看到这件游相兰亭领字从山本前，由于利益的驱使、好古的想像，这些再翻本、再摹本几乎都被重新包装，都被做成了或唐或宋的古本。而且考诸文献，又似确有来历。如果说仅是帖贾骗人还不足为怪，但一些负盛名的鉴赏家，如莫是龙、王世贞、文嘉、孙承泽等，也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宣说其妙，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他们的学识不足、识见不高，不辨真伪呢，还是有意自抬藏品身价、欺世盗名呢？

　　兰亭传本远不止以上所述，本人为香港中文大学撰游相兰亭考，约四十件，本文述及五件。而容庚先生从张伯英处得到的宝鸭斋兰亭集刻八十二种，容先生屡屡言及，今全部藏在故宫博物院，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多本有马治、宋濂题跋，我正是从怀疑这两人题跋真伪而寻访阅看这些帖的。从原件可知，凡有马、宋跋者，其跋皆伪，那么这些帖是否为宋拓、宋刻，也就不问自明了。至于前人文献所记的赐潘贵妃本、薛稷本，其实都是从圣教序临仿出来的，本来圣教序集王字，一些字就是从兰亭序集出，而此二种又去集圣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两本虽各有名目，其实是一个底本加了不同的披挂，一如领字从山诸本。更有甚者，至晚清阮元、包世臣、李文田等因倡导北碑，一定要将王羲之书说成北碑即魏碑体而后快。此时，居然也就有了魏碑体的兰亭等等。问题还很多，这里都不作评说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