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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全球化语境中诗的殖民写作(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3-03-22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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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写作理论：“原创性文本不存在”
　　
　　在全球化语境特征出现之前，各个地区与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还没有交流手段之前，全球文化异彩纷呈，多元独立，并各自以自身的无比的辉煌照亮本地区的人群，其文化对这个地区的文明和整个人类的文明都产生过不可小觑的价值。沿着历史轨迹看过去，中国上古质朴的文化文本、希腊古典悲剧文本，古希腊哲学文本，阿拉伯经体文体，中国诗经文本、楚辞文本、孔孟老庄文本，印度梵理文本，都十分独立，而且都源自原创，不仅看不出其中的互文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如果说“原创性文本是不存的”，全球就只能有一个惟一的文本，后来都是“互文”所得，那比这个惟一文本晚一些的时代和其他地区，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滋养着本民族的文本“诞生”了。而事实是，后来诞生了许多原创性文本，中国盛唐对日本影响不可谓不深，但是日本后来确实有令盛唐后民感叹不已的独特文化。

　　如果世界上不只一个原创性文本，被转换的艾略特的下面理论就更不可信了，就更不值得中国诗学理论以此为依据了。“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如果这不是想指出摹仿写作的非高明处，不是想指出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原创，而仅仅只是想说明摹仿就是写作的一切，那么惟一的文本之后的所有写作确实就不需要了，那后来的诗人就更不应该存在。仅就摹仿写作这一层面而言，后来的互文性文本肯定不会高明于那个惟一的文本，何必还要劳心费力地摹仿写作那许多不高明的诗呢？

　　中国新诗学特别迷信类似于此的西方写作理论，将其普及到写作的各个层面，并作为核心植入中国诗学理论，被这类新诗学推崇备致的“去个性化”或是“非个性化”，与全球化和殖民写作有着不谋而合的目的，写作就是接受与摹仿。更有甚者，中国新诗学理论甚至赞同，诗人就是一个媒介，认为“诗人的心灵实在是一个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搁置在那儿，直等到能组成新化合物的各分子到齐”，再开始写作——组装、整合、改写直至摹仿写作完成，而不是利用贮藏的这些材料来创造，进而产生新的化合物。不需强调，这样的写作自然就可以去个性化，但同时这样的写作对于文化而言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去价值化。不需拔高到某个程度——如民族意识或是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企图，但它确实比较符号全球化以及殖民写作的目的。这样的写作以及这样的目的，已经有阿多尼斯、曼德尔施塔姆表达过反抗，“在我看来，诗人不是为了唱和某个原有的思想、或为了响应外界的某个召唤而写作”。5

　　抛开某种文化大趋势，还原到写作的本质上来，其实创作（写作）就是个性化活动，个性化就是创作的目的。无论写作者目前是否能达到这个标准，写作的这个高标无论在何种文化趋势下都不会降低它的高度。诗写作“仿佛一刻不停地处于离家远去的旅途之中，只会栖身一永不无抵达、永不得宁静的居所——我指的是‘未知’。在这一‘未知’中，‘未被言说的’一直等待被人言说”，6 那些已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一切、那些已知的强行被当作大传统中的一切不须被言说。

　　全球化语境中某种被殖民写作当作传统的文化，目前是怎样一种情形呢？面对这么多摹仿写作，它们也在不断创新，也有创新，否则，其作为摹仿文本的意义将会消失。
　　
　　殖民写作与文化“废城”结局
　　
　　人类有永恒的东西，但人类也有多变的地方，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民族人的心智不同，对文化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每个时代每个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都需要有适应于本时代本群落的诗，把这个问题纳入全球化语境来考量，审美需要的差异性以及文化的差异性不正是全球化、不就是殖民写作首遇的障碍吗？也许全球化就是为了消灭这些差异性，那么，如此一来，那些基于本文化的才能于大传统来说真的就毫无价值了，仅从那个惟一的可供后人亿摹万仿的文本那里发生的互文式写作，也的确如同基于本文化的才能一样，同样是可以不需要的了。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殖民写作大行其道，一是中国自由诗一开始就是从摹仿写作开始，二是 随着摹仿写作的深入，一些殖民写作理论也逐渐成为摹仿式写作的坚强后盾，没有从理论上找到了摹仿写作的理由更让殖民写作心安理得的了，以至到了二十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诗的殖民写作已经自觉到了无意识程度。

　　或许是已经意识到这么一个前景，“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必将成为现实，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也不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的建设”，7 全球化必将从学术术语成为现时事实。为了做好准备，“你会看到它（阿拉伯人居栖地）可悲可怜：没有见解，没有计划，没有前景；你还会看到，或许是为了逃避一切，一代代阿拉伯年轻人甚至逃离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愿学习母语，而是争相学习外语”，8 这些准备迎接全球化的阿拉伯人的居栖地，在准备过程中就成了“废城”，也成了阿多尼斯之伤，“废城”成了除拥有话语权的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的结局。

　　比之更为严重的还有哪些国家？当然更多！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这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没有阿多尼斯这样的诗人！不能说中国人的栖息地都成了废城，但中国的城市没有一栋新诞生的中式建筑，中国的地标性物体没有一件含有汉文化特征，中国的大城小市灯红酒绿，十分繁华，但是繁华的却是殖民写作之下的文化。较之阿多尼斯所说的“废城”，这些居栖地其实已经成了“光辉的‘废城’”或是活力焕发的“影子‘废城’”。中国是一个“极端事物”极佳的繁殖地，中国最好的营养都给了一些外来事物和极端行为，最习惯于将一些事物推向极端，使其成为极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全球化语境的核心数化语境在这个地区体现出来，数化语境将全球化深入化，使其得到最大限度地融合，融入到当代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像中国学者在阐释阿里夫·德里克的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时所说，这种“当代的”本土实际上一种“全球化了的”本土，反之，全球化一旦落实到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它也就成了一种“本土化了的”全球。（见《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译者前言）。
　　
　　殖民写作不会制造拙劣的文化奴化事件
　　
　　全球化“本土化了”，殖民写作“本土化了”，那些可能诱发的尊严、人性、价值、反抗等等意识，可能再没有汉文化为其提供可意识的理由了，没有了本土的传统性障碍，失去了战争意义的摩磨系数，殖民写作发展到无意识状态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殖民写作因其本土化了而达到自觉程度后，诗的殖民写作确实没有强势文化的君临感。殖民写作以摹仿式写作为具体表现形式而完成它的殖民精神，放弃诗就是“创作”这一说法，越过文化防线和民族心理障碍，摹仿式写作本身在接受与实施上就有其自身的主动性，那以后的任何不适就不关乎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等等方面的问题了。在认识过程中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说，“我那时在读卡莱尔与惠特曼的作品之后，就断定卡莱尔写的散文与惠特曼写的诗歌，已经是唯一可能的写作模式了”，9 博尔赫斯说虽然这有点自欺欺人，但是那时确实没有注意到另一些事实，而在“那个时期”已经变成“这个时代”的情况下，当初的认识成就了大范围的摹仿写作。安年斯基说，可以全部用外国木板来建造一艘船，但这艘船要有自己的形式，殖民写作虽然没有明显显示文化目的，没有要求用外国的木板就得造外国的船，但殖民写作就其精神特征而言，其潜在的要求与指标并不低，因此，摹仿式写作无论主动与否，无论是一种写作技术，还是源于一种美学观念，它终究会不然而然地要完成殖民写作的精神，完成它的价值训导，因为摹仿式写作深陷的语境是全球化语境，全球化有着明显的目的。

　　如果说摹仿写作是殖民写作的体现形式，那么，中国现代当代诗的殖民式写作就已经有百多年历史了，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摹仿式写作在一个有着独立文化的群落中确实没有制造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也没有引起全族的“被奴化感”，更没有引发任何反抗战争，汉文化还是可以叫做汉文化，因此，殖民写作本土化要比其他地区、甚至要比那些文化并不怎么辉煌、在人类文明史上并没有发挥大作用的地区要来得自然。有人试图用“数化主义”以及“数化语境”来尽可能地说明它带来的文化、价值与本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有着极不和谐性，尽可能地说明汉文化面临失根的危险，致使这个族类的道德、价值观被肢解、被废弃，但终究没有阻止它在汉文化环境的发展。本来，全球化就比意识形态式的价值外交高明得多，它意识到张扬必将引发逆反，因为它并不张扬，并不那么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但它总能找到人性缺口。而西方的一些普遍的东西本身并不那么极端，甚至还比较中庸，只是在殖民写作的主动接受过程中，在数化语境中被极端化了，而总觉得“落后”的一方总爱选出那些极端的事物来摹仿，在这一方面，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责任在摹仿写作者一方，但殖民写作的潜在目的是存在的，但终因没有阿多尼斯之目发现本族文化被奴化被无根化的危险已赫然眼前，以致表达殖民写作精神的摹仿式写作仍然蓬勃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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