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进:画家百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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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威画家 权威对拥有者而言代表一种权力和威严,对接受者而言则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敬仰。权威画家,原指在绘画领域取得极高的学术成就,从而博得同行敬仰和推崇的德高望重的画家,其观念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其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然而,今日之有一些“权威画家”,虽拥有显赫的身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美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却往往有权威之名而无权威之实,号权威之令,而不行权威之事,故常常误导了当代美术。 今勾画“权威画家”之“标准像”,立此存照,以告当代画家,注意分辨。 评审 “权威画家”有“智慧”,单凭“内靠官僚、外靠奸商”这一招,就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和评审权;“权威画家”有“抱负”,常常通过力荐年轻人,尤其是自己的嫡传弟子或专门学习自己画风的学术“同道”,培育忠心耿耿的“粉丝团”,扩展“学术”势力,为“开宗立派”铺垫基石,最后甚至可以在美术史册里抢占一席之地;“权威画家”有“爱心”,爱美术人“才”,只要画家有“才”就不会轻易让其在评审中“流失”。 剪彩 “权威画家”往往身份高贵,一出门,必前呼后拥,鲜花、掌声、红地毯,风风光光,毫不逊色国际巨星的派头;一上台,或致辞、或剪彩、或宣告开幕,目光、灯光一齐聚焦,俨然政界要员出场。但见台下,更是拍照、摄像、采访、求签名、千恩万谢,忙得不亦乐乎。 专访 “权威画家”经常接受各大媒体的专访,专访节目的设计也往往十分“经典”。先是一大堆带“国”字头的头衔介绍,会长、院长、馆长、理事长;再是绘画成就大展示,这个奖、那个奖,又是领导接见,又是出国走访;然后是滔滔不绝的“权威”说道,新概念一个接一个,学术名词一串又一串,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思想“深奥”;最后在口口声声的“文化担当”和“忧国忧民”的感慨中完美结束。 指导 “权威画家”常以专家的身份下基层指导地方美术创作,无论地方画家的作品如何,往往都先批评一番,这里不对、那里不行,然后重复那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深奥”理论,这些理论看似与画面相关,实质毫不相干。听完“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没主见者云里雾里、将信将疑,有主见者当场发问或辩争,更有“直率”者走过背去便大吐口水,而崇拜者则如获至宝。 笔会 “权威画家”身价不菲,故很少在笔会上亮相。但只要一出手,在座同行必自觉搁下手中画笔,驻足围观,以表敬仰。摆开架势后,激情表演开始,敬畏者、崇拜者、奉承者肃然而立,或聚精会神、侧目凝视,或踮脚伸头、争先恐后探望,或察觉其有名无实,颇感失望,却碍于“权威”的威严而仍佯装谦卑恭敬或虚心学习状,每到表演得意处,常有此起彼伏的“由衷”赞叹声,画者闻此声自然愈加起劲,直至最后一撂笔,则掌声四起,恭贺“经典名作”成功问世。这场面,比起宾虹翁当年,孤身陋室作画之默默状与“寒酸”相,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身份显赫的画家,未必以权威自居;而身份不高的画家,也不见得就没有权威的架势。因此,只有细细明辨“权威画家”的真实面孔,才能使惯于抬头仰望的崇拜者及早撩开“权威”的迷雾,也才能使反“权威”者,瞄准目标,有的放矢。 六、明星画家 新中国成立后,崇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艺潮流把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推向了轰轰烈烈的主题性宣传画创作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画家”。文革后期,同样是一些年轻画家一改革命文艺的创作风格,把视线从宏大的革命事件转向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创作出大量带有悲情色彩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现实主义美术”,成为又一批“明星画家”。文革结束以后,受西方现代美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当代美术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其中有少数画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美术现象和艺术观念,在绘画形式语言上勇于探索,始终保持审美的锐气和创作的激情,并不断创造出一件又一件杰出的美术作品,但大多数画家因知识结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之年龄的因素,往往很难重新接受新的绘画理念,适应新的美术潮流。一代“明星画家”或在悄无声息中默默地隐去往日的光环,或在复杂的思想挣扎中渐渐淡出当代美术舞台,最终被新一代“明星画家”所更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一代年轻画家,以其敏锐的审美眼光和开放的学术胸襟,积极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方式,并与各种美术大展的学术导向巧妙结合。这不仅应合了刚刚从长期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期待,而且得到了体制内新的学术势力的认同。在当时,新一代美术展览的评委和美术杂志的编辑,对西方现代绘画虽然逐步开始推崇,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对现代性作品的理解和评判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因此,尽管新一代画家还没有来得及潜下心来深入研究现代绘画的思想和方法,而仅仅套用了表面的样式,或者进行了模仿性的探索实践,却往往已经在各大美术展览中屡屡获奖,或在当时仅有的那几份美术杂志的重要栏目中频频露面,并因此很快成为新一代“明星画家”。这些“获奖专业户”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美术“先锋”,他们的绘画作品也自然地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创新”特色和“学术”高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艺术市场的日益火爆和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给体制外画家的“造星运动”带来了契机。通过各种炒作手段,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其作品却常常在艺术拍场上以百万元、千万元起拍和成交。美术界的“超级巨星”纷纷涌现。 “明星画家”的“先锋”行为,无疑为新观念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代美术的发展,但急匆匆的学术行为和快速走红,不仅阻碍了“明星画家”自身的学术深入,也影响了一代画家的审美抉择。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明星光环的蒙蔽,一些“明星画家”常常沉迷于盲目的自恋之中,在重复性的“创作”活动中,语言气质由内在转向了表象,学术探究由深度转向了平面,个人追求由精神转向了物质。而大量的美术“票友”对“明星画家”却蜂拥追捧。技术的浅显和简单化给跟风者提供了便利。不久山寨版开始流行,“票友”们在盲目的模仿中体验着“成功”的喜悦。“明星画家”的个人局限已经影响了整个“票友”团的学术导向。“明星画家”虽然已经丧失当年的审美锐气和探索勇气,却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艺术成果已经被“发扬光大”。当然,能够独立思考而不追随美术潮流的艺术家,在哪个时代都不缺少。他们没有明星的那份光环,始终保持着一种纯朴的艺术心境和创作状态,在孤独而寂静的艺术道路上,默默地走进艺术和思想的深处。当“明星画家”以专家的身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他们指指点点时,殊不知,他们对“明星画家”的艺术认识和思想深度并不以为然,甚至暗自惊讶。 “明星画家”以超乎寻常的敏锐和才华,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早早地获得了巨大的专业荣誉,却又在时代的审美局限和自我的蒙蔽中失去了原本可以更加辉煌的艺术未来。目睹一代又一代“明星画家”被新一代所更替,不仅“明星画家”需深思,盲从者也当慎行。 七、草根画家 “草根画家”是指同权威画家、明星画家、“官员”画家和学院画家等主流美术阶层相对应的弱势画家群体,在美术圈里,既无专业身份和学术地位,也享受不到相关的政策优惠。他们或者是毕业于高等美术院校的高材生,虽缺乏理想的专业工作环境,却依然坚守艺术追求,或者是毕业于师范院校的普通美术生,日复一日地担负着中小学的美术教学,或者是地方文化部门的美术干事,忙碌于基层群众美术的组织工作,或者是与美术毫不相干的单位干部或职工,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美术教育,但他们从幼时萌生的美术兴趣没有被生活艰辛所消磨和摧毁,反而更坚定了追求的梦想,积极创造学习条件,把握专业机会,并努力从业余爱好向专业创作过渡和迈进……这是一个庞大的美术群体,处在美术生态圈的底层。这些“塔底”的“草根画家”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根植于最平凡的现实世界,故最接地气,而那些“塔尖”的主流阶层,有的也是从“塔底”的“草根画家”起家,最后脱颖而出。因此“草根画家”在美术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但是当代美术层级结构的缺陷和人才激励机制的扭曲,让“草根画家”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往往既断了梦想,又失了地气。 “草根画家”是弱势群体,既无“明星画家”的闪亮光坏或学院画家的高贵身份,也无“职业画家”的谋生之术,更无“权威画家”或“官员画家”的学术话语权,除了通过参加各种美术展览和比赛去实现个人理想之外,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然而,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志向的宏大与身份的卑微、艺术探索的单纯与参展过程的复杂等矛盾,注定了“草根画家”参展道路的艰辛与坎坷。在参展的过程中,内容的选择、画法的选择都有讲究,都得应和评委口味,需苦心设计;送展过程的报名、装裱、包装和托运既费力又费钱;而等待评选和期待结果的过程,更是劳心劳神。展览的评委是哪些?怎样的画风命中率高?各级送展的“关卡”是否都给予“放行”?最终的评审是否公平?结果何时公布?等等问题从动手创作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纠缠画家的心。评选期间,路子宽的悄然出动,八面拜托,多方关照,路子窄的四处打探,急得团团转,没路子的只得听天由命。在一阵漫长的等待煎熬和紧张焦虑过后,结果出来,当获知自己的虔诚创作败于某些迎合展览的投机作品时,如晴空霹雳,一度陷入抑郁的泥潭。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自信的画家开始变得迷茫,怀疑自己的判断,怀疑当年老师的谆谆教诲,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默默追求,莫非这一切都错了?“草根画家”在无奈中被卷入美术展览的竞争怪圈。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初次投稿就获奖,或者经多次失败终于“悟”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摸到了评审的口味,接下来就按套路“出牌”,机会一到,屡屡得中。“成功”的喜悦与兴奋,激起了画家疯狂的创作欲望。日子久了,兴奋渐渐淡去,冷静过后细细一想,突然发觉那份高昂的创作热情并非来自内心的冲动,而是源自对功利的追逐,华美的画面虽然愈来愈讨得展览评委的欢心,却不断远离了画家的内在心声,于是,苦恼便随之发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术展览少,专业杂志和画册也不多,往往三两次大展获奖,加上紧接而来的专业杂志或画册上亮相就一举成名。这些“明星画家”的目标理想、行为模式、艺术风格成了许多“草根画家”学习的成功典范。他们希望能够像主流画家一样获得社会认可,梦想着通过展览能够一夜成名,能够以卖画养画画,改变现实的窘境,甚至一跃成为“权威画家”或“官员画家”。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大小展览和杂志画册多如牛毛,国家级美术家协会的会员都数以万计或十万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各级美术协会,即便得了许多奖项或发表了许多作品,甚至加入了梦想已久的美术协会,大多画家可能照样无人理睬,该是谁还是谁,该在哪还在哪,该干啥还干啥。“草根画家”最终往往不仅没能改变现实,而且原本那种可贵的朴素和本真,以及对生活的那份真挚体悟也悄然逝去,变得世故和世俗。 “草根画家”的生存境况和创作心境令人担忧! 八、官员画家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元朝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官员位居第一,是读书人追求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位居第九,社会地位低下,俗称“臭老九”。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的对象,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更“臭”了。由于历史的影响,当代美术界的“官本位”思想同样严重,常常是:各类书画评审委员中美术“官员”占了一大半,艺术研讨会主席台上美术“官员”唱主角,大小画展的开幕剪彩少不了美术“官员”的烘托,各大媒体专访少不了美术“官员”的添彩,办报刊杂志同样少不了美术“官员”的庇护,无论是否有瓜葛,他们的名字总被闪亮地挂在顾问名单上……画家做“官”后,亮相的机会多了,出国的机会多了,成功的机会多了,各种荣誉多了,各种头衔多了,身价直线上涨。 在“官员画家”中,确实有一些十分杰出的画家,但也有不少画家既没有专注于专业的探究,也没有担当起作为“官员”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是设法以权力和地位去包装作为画家的个人形象,实现“著名画家”或“绘画大师”的梦想。一些画家年轻时思想单纯、思维敏锐,有理想、有抱负,一身傲骨、满腔激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功成名就以后,价值观却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对地位和权力产生一定的认同感,甚至开始羡慕“官员画家”的荣耀,或凭借出众的才华,或依靠各种努力最终如愿以偿,荣升为“官员画家”,从此平步青云。当然,有“得”必有失。画家当“官”后,虽然地位和权力蒸蒸日上,占尽了各种学术先机,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美术作品,亲身体悟其中的艺术内涵,可以全方位地掌握国内外美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可以与国内外高端学术机构和优秀艺术家频繁地进行对话与交流,了解当代艺术观念的流变等等,但是,那颗飞扬的心往往无法沉静下来,以致学术水平反倒急转而下。“官员画家”的兴趣点和规划重心从学术提升转向了职务升迁,整天忙于出席会议,忙于飞来飞去,少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探索上。绘画创作总是匆匆起笔、草草收场,不求内在的艺术涵养,但求外在的画面效果,尽管内心空乏,却总能够有法子“光彩”依旧;阅读美术理论则走马观花,或初略其大概,或停留于新颖的名词和概念,尽管是一知半解,却往往能够给人学识渊博、观念新潮的“权威”印象。权力的投资远远大于学术的投资,而学术的探究则远远少于权力的谋求。“官员画家”开始习惯于高高在上的权威发布,习惯于台下顺耳的呼应。大作一出来就被奉为经典名作,大嘴一张就被当作经典话语。响亮的赞扬声和恭维声掩盖了窃窃的批评声,前呼后拥的风光与得意替代了孤独探求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于是,年轻时所具有的探索勇气渐渐萎缩,创作激情渐渐退去,艺术才情渐渐丧失,艺术探索的步伐开始落后于普通画家,审美眼光下滑,以致面对那些深层的、内在的、厚重的、真诚的绘画作品常常难以理解,却特别容易接受那些直白的、表面的、单薄的、外表“抢眼”的、乃至浮躁的、投机的作品,且倍感亲切。 事实上,在许多地方,不少虔诚而勤奋的画家专业水平早已远远高于某些以权威姿态出场的“官员画家”,出现了一种学术水平的倒挂现象。这些优秀画家面对下察“民情”、指引“路线”的“官员画家”,在谦卑和恭敬的行为背后,却暗藏着一种无奈和尴尬,或许只有自我边缘化,方可保持个性的独立。 “官员画家”本不是官,最多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优秀画家,再多一份美术管理的服务工作。“官员画家”如果真把自己当作“官”,而丧失了为“官”前那份画家的本性,那么可能既成不了一个好“官员”,又当不成一个好画家。反过来,如果能够放低姿态,多一点艺术性,少一点官腔,多一点不耻下问,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空谈口号,多一点服务姿态,少一点权威架势……那么“官员画家”既是好画家,又是好“官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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