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林风眠等于批判徐悲鸿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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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蒋体系”并非缺失笔墨 江苏省美术馆研究员马鸿增说：“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直接或间接地论及徐蒋体系(徐悲鸿、蒋兆和)的文章，或高度评价，或既肯定成就又指出局限，也有基本否定者。争议焦点主要在笔墨与造型的矛盾，更准确地说是文人画笔墨与素描造型的矛盾。否定意见往往出自相对年轻的美术史论家和画家。这一现象令我感到‘再认识’的必要。”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把徐悲鸿、蒋兆和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其中刘曦林和马鸿增提出的“徐蒋体系”成为鲜明的代表。有学者指出，“徐蒋体系”在人物画改革与写实主义上是“以牺牲笔墨为代价”“未得正统文人画笔墨三昧”。对此，马鸿增认为，笼统地指责徐悲鸿、蒋兆和缺失笔墨是一种误判，而且徐悲鸿并未漠视人物画传统，只是面对其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中所批评的近代人物画的种种弊端，才提出“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希望借助西方的写实来改良中国人物画在结构比例、动态神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他们忘记了文人画的笔墨成就主要在山水画、花鸟画，而人物画恰恰是文人画的弱项。”马鸿增说，“徐悲鸿对造型的重视远过于笔墨，但说他完全不懂笔墨也是站不住脚的。请问，不懂笔墨，能画出那样精美的水墨奔马吗？当然他没有来得及对笔墨与素描的结合做深入探究，对笔墨独立的审美价值也缺少认识。这一缺憾，后来蒋兆和实际上已做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如果我们回首20世纪之初中国人物画坛那种整体上的纤弱病态，那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和表现上的无力，再看看后半个世纪所出现的种种新气象、新格局，所产生的一批批有作为的人物画家，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徐悲鸿、蒋兆和的开创之功和推广之力。他们的艺术思想和语言体系，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好几代人物画家。”马鸿增说。 旧账不该都算到徐悲鸿身上 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及研究，似乎一直在各种论争与质疑中前行，姑且不论众所周知的徐悲鸿、徐志摩的“惑与不惑”之笔战，还有徐悲鸿和刘海粟的恩恩怨怨，仅仅从中国画方面讲，上世纪20、30年代国粹派的抵制、40年代“摧残国画”的指责、50年代“有意识地消灭国画”的异议，还有80年代对中国人物画笔墨加素描的反思，都是针对徐悲鸿而来。更不要说还有徐悲鸿对待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态度，“文革”期间畸形美术的形成，更是在近年来被屡屡提及。这种种质疑，在王文娟看来，是由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造就的，这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也说明了中西现代性之路的差异、区别与错位性。 面对关于人物画的质疑，马鸿增说：“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成就有目共睹。期间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人所共知的政治干预，发生过偏激和绝对化的现象，这不应由徐悲鸿个人负责。看当今中国人物画坛，写实与写意交相辉映，工笔与简笔各展风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徐悲鸿理想的中国绘画局面的实现。” 1943年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总而言之，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格再延长二十年，则新艺术基础乃固，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所以，王文娟认为，徐悲鸿是为了“治病”而最积极地倡导写实主义，但他并没有要顽固地把写实主义当做中国画坛永远的唯一。 “在我们接受了徐悲鸿曾经斥责的西方现代派艺术，乃至更极端的后现代艺术，也接受了不同于徐悲鸿画派的各种中国画家画派的时候，徐悲鸿精神是否过时？写实主义画派是否到了穷途末路之际？‘文革’十年的畸形美术之弊害和中国美术近半个多世纪没有和世界现代艺术接轨的账是否都要算到徐悲鸿身上？面对质疑者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充分同情、理解艺术家们曾经付出的高昂代价，感同身受艺术不能自由、自主的痛苦，更需要以清醒冷静的学理态度回到事实本身。” 王文娟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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