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郝青松：当代艺术的信与在(2)

来源：《艺术广角》杂志

2014-05-21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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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现代哲学把上帝的意志转换为历史理性，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应许异化为一部分人以历史理性名义宣称的历史意志。现代历史的权力被骄横的理性权威所掌握，直至付出了现代性精神废墟的巨大代价。然而，依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质问历史的铁血理性的权威。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写道：“当代科学和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们完全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交付给理性，同时都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理性的权威和力量的界限。理性提出了要求，我们就无条件地同意了去神化石头、愚笨和虚无。没有人有勇气去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迫使我们放弃我们在其中看到公正和幸福的一切？理性并不关心我们的希望和失望，甚至还严禁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对谁提这个问题？”正是在终极信仰的关怀之上，舍斯托夫质疑单一理性，呼唤超验精神。

　　体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进步等观念的现代思维在揭示这个物质世界的同时，也遮蔽了世俗之上的精神存在，那是一个聚光灯下陷入幽暗隐晦之中的暗晦域。人类已经构筑了一套复杂的理论系统并且强化了科学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的信心，然而，智慧的生命不能只被简单地还原为事实的可验证。人还拥有比物理生命更多的东西，世界也还存在人永远不能拥有的内容，而这些也都超越了科学的能力。那些真正向人类和自我保持着敏感和开放的思想家才能够真正捕捉到这种超越的意涵，如康德在高扬启蒙和理性精神的同时仍然为神学留下了一份空间，本雅明试图以神学的弥赛亚精神挽救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他们都深入到被遮蔽的暗晦域之中。揭露暗晦域的遮蔽，不是靠外力，而是要回到暗晦域的内在能量。类同的启示在思想变革的艺术主题中同样非常关键。暗晦域中蕴涵的正能量正是艺术从现实异化和信仰虚无危机中走出的希望。

　　在宗教与理性、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外在对抗关系之外，存在着内在的融合和相互补充、支撑的关系。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的精彩概括：“西方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理性主义思想，它虽然攻击基督教，但也发端于这一宗教。在欧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是其文明的中心。它赋予文明以生命，即便在它听任自己被这种文明占领或被这种文明曲解时也是这样；它包含了这种文明，即便在做出各种努力逃避这种文明时也是这样。因为要想反对某个人，就要停留在他的轨道上。一个欧洲人，即使他是无神论者，也仍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一种道德伦理和心理行为的俘虏。”布罗代尔的论述对于理解现代性维度的内在张力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是基督教并非彻头彻尾的、完全的非理性主义，更不是彻底的反理性主义，相反，它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二是基督教不仅与理性主义相互交织发展，而且还从价值和道德的维度对理性主义，特别是技术理性主义形成一种制约和补充。

　　作为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反思，需要将现代生命信仰与具有超验表象的中国传统老庄思想区别开来，即便它们也是建立在对异化现实反思的基础之上。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认为，中西方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品质差异，最为根本性的差异就是拯救与逍遥。在中国精神中，最高的精神境界是庄子的逍遥游。而在西方精神中，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拯救了受难的人类，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成为最高的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引导出“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如果无视这种差别，而只是表面地认为超脱即是超验，那么就会牵强地在中西之间搭起简易桥梁，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对西方精神要义的完全解释。如认为庄子已经完成了存在主义的使命，宋明理学已经超过了康德的实践哲学，禅宗佛教已经禀有神秘主义精神等等。刘小枫在此追问：“既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彻底解决了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问题，何苦再理睬与西方精神的冲突？！”

　　身在现代性精神废墟中的中国思想的内在要求，应该是深刻地反省自身，剖析蒙难的历史身躯，而不是在虚妄的文化比较中让思想沉浸于重新解说的欢悦，反而遗忘了自身真正的废墟处境。这种努力寻找共同语言的游戏，其实恰好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精神非常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品质，即是超验的终极精神。

　　真实的超越须以超自然、超历史的神性形态为前提，以自然或历史之外的神性国度为依据，以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为他域才有可能。只知自救不知拯救，乃是由于从来就不知道可能还有超验的神性世界，遑论有过超验的体验。即便庄子一类圣人对历史王道的否定有自己的根据，但这种根据仍然不是超验意义上的。当废墟堆积至压迫到我们正常的呼吸，真正的超验精神也正在被强烈的呼唤。它将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与古典或现代的精神。

　　超验精神在艺术中体现为诗性和神性的契合。在与今天同在的困境中，海德格尔意图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持续不断的阐释，唤起人们对诗意生存的本质回归。荷尔德林以自身全部的力量思索时代命运，他重新打开“人是谁以及人把此在安居于何处”这一事关人类生存归于何处的问题。荷尔德林有诗曰：“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评价说：“荷尔德林所创建的诗之本质具有最高程度上的历史性，因为它先行占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时代。而作为历史性的本质，它是惟一本质性的本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特别尊崇，就在于在一个贫困的年代，荷尔德林重新恢复了被形而上学长期压抑的诗意生存本来面目，在经历长期的生存贫困之后仍然保持了“人诗意栖居”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眼里，人之所以“充满劳绩”是由于人类从根基上来说生存就是诗意的。生存之所以发生转变，是人类遗忘的结果。诗人就是要唤起被遗忘的记忆，使人类重新捡起丢掉的童年本真。因此，“充满劳绩”就不是什么疲惫不堪的劳作，而是在捐赠的意义上与大地的亲近，对物的保护，对神性的敬意，对天地馈赠的感恩。只有理解了诗意生存的本质基础，艺术才在贫困的时代，获得自由，获得重生，进而企盼天地神人的和谐共生。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尔德林的诗在贫困时代才显示出它的希望意义。

　　百年来的中国艺术，基本上处于现实主义社会性与现代主义人文性的纠缠之中。而在后现代乃至后现代之后的当代语境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能够回到对整体历史的参照中，去寻求西方乃至古典的思想资源。今天最现实的时代问题是，人类的理性自负又重新将自身陷入理性的迷信之中，工具理性计算和控制了生活的秩序。作为艺术，应该恢复它的感觉和直觉本能，以此唤醒沉睡中的人性，切实给人类的现实生存以自由的希望。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实的时代命题和艺术固有的超验精神，依然在经济和科技主导的逻辑中思考艺术问题，那么就只能让艺术作了物质世界的注脚，或者灰烬。

　　基于生命信仰的神学思考作为一个古典维度，与关于现实关怀的政治哲学思考，在“信与在”的双重维度上将共同更新当代艺术的精神结构。惟其如此，艺术才能真正面对生命本身以及当下体验，从观念艺术的样式化阴影中走出，反思文化假象，追寻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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