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华：将艺术从自由中解放出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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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艺术拥有无限自由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但是自由也不是一个普适性标准。何况，自由作用于每件事物、作用于某个活动时其作用是具体的，但自由本身不具体，自由要在一种关系中靠其它事物来体现来检验。当我们去寻找一幅当代绘画的审美功能及其意义，如果这幅作品自身失去了艺术的功能意义，而我们又不愿意把这幅作品当粪便对待而认真起来，就必须反潜到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去寻找自由对于这一次创作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自由对于这幅艺术作品究竟有什么价值。当只能发现这幅作品只符合表达目的，而不符合终级目的或者根本上不存在终极目的的统一趋向，那么就可以确认，此次艺术创作是一次失去伦理规范的欲望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活动。 对于所有创作，自然的自由显然会排挤艺术的终极目的，理性的自由，却会借助理性的净化功能而让创作失去艺术本该拥有的活力，进而完成艺术创作者的多重诡计。创作《布里洛盒子》的安迪·沃霍尔，实际或者真正出现在高雅艺术领域是在1962年，而在1954的，沃霍尔就已经在美术界展现了他的雄心，“到1959年，沃霍尔已经在广告设计领域取得巨大成绩，平均年薪为65000美元，几乎囊括每年的艺术总监奖和其他专业认可的奖项”。⑧ 他在1960年试图将自己的商业艺术家的身份转换为美术家，想在一种悖论中激活高雅美术家身份，也是借助了理性自由来完成自己的诡计。这就像法国建设“文化国家”利用理性自由中的理性力量，而达到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目的一样。沃霍尔在每年拥在六万多美元年薪时，但布里洛盒子的真正设计者詹姆士·哈维，他没有因为设计布里洛盒子而摆脱贫困境遇，“一个杰出的有前途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必须当一个商业画家才能谋生（正如沃霍尔自己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他（詹姆士·哈维）死得太早了，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事实上，他今天被完全遗忘了。”⑨ 而《布里洛盒子》这一艺术作品的作者沃霍尔不一样，他利用自由中的理性，强制性地让艺术与市场意识结合起来，沃霍尔达到了目的。沃霍尔目的鲜明的创作活动，和法国目的明确的文化国家运动一样，都是利用理性自由达到目的，在准备牺牲艺术的社会和人那里，自由中的理性正好可以控制、调节艺术化解悖论的辩证力量。看来，利用自由——无论是利用自然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还是理性自由——而违背艺术本质的创作，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的文化运动，都有展示威权之嫌，而展示威权其实就是滥用自由。 更为令人惊悚的是，滥用自由的过程中自然自由与理性自由以混淆状态出现在艺术创作中。如维也纳行动派艺术家们，在1960年发展出一种“毁灭美学”，并付诸实践。行运派中最极端的穆勒“将画作撕成碎片，以这一象征性的毁灭行为指向艺术之外的目的：摧毁——至少是僭越——社会的、伦理的、精神的禁忌。这种禁忌是由一个标榜文明，实则罪恶地行一切残忍之实的虚伪社会设置的”。⑩ 在1965年至1966年间，这个派别的艺术家血腥的肉体行动与日俱增，英国广大民众却还对此充满热情。“这些作品充满挑衅意味，时而是在一名女性裸体上布满垃圾污秽，时而是一位年轻姑娘娴静地演奏小提琴，而身旁的演员们在生宰活鸡”。⒒ 行动派艺术家们希望通过惊世骇俗的行为——如向奥地利国旗拉屎撒尿——在救赎式的震惊中，推动去资产阶级化。 这类艺术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使身体成为政治的肉体，生命成为政治的牺牲。其实，这是在有意地利用自然自由的无限性，和理性自由的可控性，来驭使艺术表达艺术家们的意识形态及其观点。和行动派一样，当代艺术家大多是唯新派（唯新是图，唯新是取，唯新是用），行动派在创作中如此滥用自由，在具有唯新心理的当代艺术家那里，可是不小的启发。 如此滥用自由一些艺术家反而大振其名，成为“伟大捣蛋者”，也正是这些伟大的捣蛋者，因其无度地使用自由，艺术遭受极大破坏，以致许多人在杜尚死后都有一个同感：艺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被探索、被穷尽，其探索与实验甚至超越出艺术之外的领域。马克·吉梅内斯认为，与其说这些艺术家把握了现实，不如说他们以挑衅、不合规则甚至伤风败俗的方式投入到现实中，制造另类现实。 自然自由具有无限性，理性自由易于被利用，那么，反思的自由就值得艺术家认真对待了，除非你刻意回避，当然，如果不谨守其伦理性这一种自由也会出现僭越。反思的自由既具有艺术需要的自然冲动与活力，也具有筛选欲望的功能，在人们追求幸福生活、表达个人意志的行为中，不失其伦理保障，也不会导致偏离终极目的。因此，反思的自由最适应艺术创作。反思的自由因其自身的伦理力量而使自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可以让艺术创作绽放活动，也可以避免被操控。其自身包含的自然与理性可以相互作用，达到平衡。反思的自由在作用于艺术创作时，会根据艺术的需要而侧重展示自然的力量或是理性的力量，最终以自然与理性的合力形式作用于艺术创作，因其拥有自然与理性的合力效应，以致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和人类生命伦理不会在艺术作品中受到排挤，并能朝向人类终极目标的统一趋向发展。 自由对于艺术创作的精神指标和伦理规范一旦明朗，我们再回到伊夫·米肖所提到的当代艺术创作太过随心所欲这一问题，就会发现，随心所欲的艺术创作，其实是艺术创作从理性的自由、反思的自由重返自然的自由的状态，粪便艺术也就成为创作降格为自然自由而随心所欲、滥用自由的结果。 在滥用自由的情况下，自由之所以能够败坏艺术，是自由在创作中、在操作中丢失了理性成分，失去了节制功能，合力机能萎缩而无法唤醒伦理意识。自由能够败坏艺术，也是创作者为了达到创作的目的而故意混淆自由的类型，利用了自由的自然成分，巧妙地蛊惑自由本身含带的辩证冲动。因此，当代艺术迫有眉睫的当务之急是把艺术从自由中解放出来。 需要从自由中解放出来的当代艺术，已经被当代艺术家命定为精英文化，因为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社会精英的观念和喜好可以影响社会左右公众，如果不是抱有一定的好奇，即使是具有正常审美的活动，公众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缺席者。而“说到公众，他们主要通过缺席和拒绝来表达态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们用脚投票。”12 一位不看好甚至深恶痛绝当代艺术的艺术哲学家、一位当代艺术的绝对反对者，他们可能仍然愿意相信艺术能够通向救赎的最后一批人，但一位缺席的普通公众，可能绝对不再相信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终极关怀，更不会相信艺术还有信仰。 这样一来，在我们提出“把艺术从自由中解放出”来这一要求时，一个孪生问题轰然到来，自由败坏了艺术的同时，艺术是否也败坏了自由呢？ 一位普通公民不会像一位画家那样衷爱艺术，因此，他对艺术的怀疑，要比画家对自由的怀疑公允得多。当代艺术丧失了信仰，公众对艺术也缺少了信心，面对一幅作品，就像面对一位打着人道主义旗帜而无法兑现的领袖的讲话那样，公众不会信以为真，也不会认为是谎言；不会是忠诚的听众，也不会是一个现行反动分子。但是有一点对于艺术的缺席者是肯定的：即自由精神可以催生真理、解放真理，但自由不会创造真理，自由本身也不是真理；自由在当代艺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糟糕，但自由本身并不是那么糟糕；当代艺术出现糟糕的病态，与自由本身无关，自由本身没有好坏，而与利用自由有关，滥用自由才导致当代艺术出现糟糕的病态。 所有人对自由都不会有什么恶意，所有人都不会抵制自由。反对当代艺术的人是因其对艺术的责任，他们其实要比为当代艺术辩护的人更爱艺术，他们并不反对自由，也不反对艺术，他们反对什么呢？ 无限自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征，大多数人已意识到这一点并都能接受，但不可能像当代艺术家那样利用这一特征，更不可能在审美活动中放松对常识的管制，放纵自己的审美兴趣，对于当代艺术的反对者就更是如此了。当代艺术的反对者反对的不是自由，也不是艺术，他们反对的其实是艺术的“糟糕”与“病态”，反对的是艺术创作利用自由、蛊惑自由、滥用自由。伊夫·米肖说，“每个人都有宣称‘自己喜欢什么’的自由，这经常被贬为‘随心所欲的胜利’。当代艺术的反对者认为，这种自由在开明不足、受媒体摆布的民主环境中，很容易转化为附庸风雅、囿于时尚的趣味。”13 依米肖文中提到的“随心所欲”这一现象来看，当代艺术反对者反对的是对自由缺少严肃性的态度，因对自由缺少严肃的态度，而致艺术作品囿于时尚，附庸风雅。最终，囿于时尚，附庸风雅的艺术败坏了自由，破坏了自由的精神。 不久之前，“现代性一直将自身形式的事业等同于革命的社会关键问题。它始终站在民主的一边，由始至终体现着反压迫与精神自由的价值，当然还包括面对群体专制时个体创造力的价值。最后，现代性还以其形式的大胆及创新，一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增进人类的福祉。现代艺术的历史可谓人类精神进步的范式”14 。现代性赋予人类更多世俗的权力，而文明产生自人权的世俗人类学，并诱发专制的意识形态管理与权力，专制的可能性催生君主、政治等等产物证明了自身的无限权力与无限自由，这无限的权力与无限的自由，因其“无限性”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持征，随后也摧毁了一个时代的特征，最后，无限的权力无限地操纵自由致使自由纂改了现代性的品质。 当代社会是一个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解决问题机能的社会，虽然没有做好准备也不具备条件，当代社会却成了现代性轰然倒塌时随机出现的责任体，因而承接了现代性社会跨塌时无数的残渣和飘荡的余尘。这些余尘残渣里就包括对待自由的不严肃态度，以及挥霍自由的恶习。当代社会在各条路径上继续了反常化手段，试图以此推动社会跨越发展，摆脱现代性社会倒塌时强加给它的负担与责任，摆脱现代性及其革命化手段。其实如比梅尔所说，当代性恰好是在颠倒、荒谬、幻觉中产生，并悄然拥有软性革命手法，它一时成为当代社会的骄傲，但其实并没有划清与现代性的界线，仍然只能展示威权（展示威权就是滥用自由），仍然只能依附于滥用自由的权力上，仍然只会使用软性革命手段。 当代性社会善于使用软性革命手法，这一手法可以称之为改革，也可以称之为文化革命。法律成为政府的幕僚，权力成为政府的打手，经济成为政府的掮客，科技成为政府的亲朋，文化成为政府的战友，唯一的敌人就是人。这一背景下，“我们在艺术中看到的，不是人的一种任意的表现，也不是人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亦即不是人为了保存生命而必须实现的各种活动，而是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15 这样一来，艺术就不再是黑格尔所强调的那样了——艺术是神性之物，人类最深刻的旨趣、精神的最广博的真理获得意识和表达的一个种类和方式。对人性的放弃，艺术就如加塞特所说，我们所讲的艺术之所以是非人性化的，不仅是因为它并不包含任何人性的事物，而且是因为它有摆脱人性之物的作用倾向。由于艺术逃避人性，艺术感兴趣的就不是终点，即它要达到的特殊的动物世界，而是起点，即它要扬弃的人性方面。由此，自由就要面临比任何时代都要严峻的挑衅。 当代艺术成为非同寻常的东西，人们再也不能从中看到对人类的世界关联的某种特殊的表达，即这个非同寻常的东西解除了自由与真理、真理与艺术的正义关系，而只巩固、强化自由与个体、自由与艺术、自由与需要、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最后自由几乎就等于欲望、自由几乎就等于权力。当代社会把现代性中的自由升华为当代社会第一特征，在政治之外，人，似乎突然被上帝提拔，成为“万能的人”。刚好上帝也不怎么热爱政治。 万能的人中当然有当代画家，此时要求画家回到克莱尔编织的责任的笼子，已经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了。此时再对当代艺术家提出艺术是“有用的”“理解真理的”之类的要求，那简止就要被他们笑死了，轻则扣上反动、保守、传统、不懂艺术之类的帽子，重则就无法想象了。虽然面临如此窥境，却仍然有大量确凿的事实横呈在眼前而让人觉得，当代艺术，不是缺少自由，而是自由太多。 某年不少美国国会议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使用权力的自由，发出现代艺术将致政治颠覆之声，也有议员把现代艺术视作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出现在美国新闻界和艺术管理层，反对绘画拥有太多自由的声浪日渐高涨之时，民主体制下，反对艺术拥有太多自由与保护艺术自由的各方势力都在争取最大的支持。卡恩韦勒请求毕加索支持，从自由中获得不少好处的毕加索却说，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东西，的确不该获得自由。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一旦艺术成为官方性质，并向所有人开放，它就成了新学院派。只要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行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官方也不必为之操心了。毕加索说，艺术清除障碍的结果无非是：艺术变得空洞乏味，苍白无力，毫无意义，艺术的价值将等于零。从毕加索对卡恩韦勒的回答看到，毕加索对自由有了不少新的认识。赋予艺术更多自由，也是一种国家手段和策略，这被毕加索一眼识破，艺术拥有太多自由，会淡化艺术对现存秩序的反对个性，虚化艺术的独立性，弱化艺术的对抗能力。现代性社会尤其是当代性社会的策略是：都对艺术自由采取宽容态度，撤消对抗体，全面解除对抗性，让艺术失去可能的对抗。这将导致艺术失去文化功能，艺术如果失去文化功能，在毕加索看来，艺术的价值就等于零。 当有人有足够的生命长度和足够的理性力量跨越现代性社会而迈进当代性社会，如克莱尔、米肖、哈恩伯德、吉梅内斯，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因此这类文化责任感十分强的艺术哲学家不执着地锁定当代艺术家对待自由的态度、挥霍自由的不良习性，以及滥用自由的手法。我认为，自由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不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足够文明了就不再需要自由，人类不知要文明到何方，自由精神依然是人类各方的保障等同于上帝为人所提供的一切。 当代艺术引发弥漫全球的争论，不是因为当代艺术拥有了太多自由，而是由于利用自由的态度和利用自由的动机与目的，以及滥用自由，即引发危机感的是艺术家滥用自由的创作行为。部分当代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在利用自由达到某一目的的那一刻，显然就暴露出破坏自由精神的迹象。西方行动派艺术，在一面国旗上撒尿拉屎，利用行为艺术可以拥有的更多自由，加害一个象征性事物而表达艺术以外的力量，其目的是消灭象征，解构一种文化结构，在并不区分正义与否的情况下，灭绝人类的团结象征和亲和基因，解散人类所需要的合力，其行为本身就涣散了自由的精神，破坏了自由的伦理条件。 欲望和好恶不是人的善良天性与高贵教养的给定者，拥有伦理基础而且具备向好精神的自由，才能保证人获得高贵教养，从而完善人的善良天性。依此，自由是不会破坏某种行为进而破坏行为的结果的，行动派的那一些行为艺术，从观念的解放上可以赋予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与方式，但并不能赋予人类需要的正义力量。当代社会出于某种策略和目的而站在自由一边，站在艺术一边，站在“无限热爱自由”的当代艺术家一边，让艺术家的立场悄然位移已经让人不能觉察，以致败坏自由精神与伦理准则的艺术作品屡屡出现在我们眼前，假若我们仍然只去讨伐自由，而不去发现败坏自由精神的黑手究竟是谁，那就保不准自由将会败坏得再也不能叫自由了。 自由的伦理价值是什么呢？在人类终极目标下，自由在人获得幸福生活的过程，或完成这个过程时，以及这个过程产生的成果，不会伤及任何与此有关的生命、事物、关系、文化、尊严、正义和精神，也丝毫不违背整体存在的终极目的。在人类行为上如此，在人类高级行为艺术创作上更是如此。这其实是一个不太苛刻的标准，但是当代艺术显然没有做到，也无力做到，以致败坏自由的艺术作品比比皆是。因此，对于艺术，除了要将艺术从自由中解放出来以外，对于人类以及未来，把自由从当代艺术中解放出来，也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 注释：
1、法 让·克莱尔《论艺术的现状----现代性之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页。 2016年3月28-30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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