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创作和翻译都是一种献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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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本身就携带译者，我把它化为实践” 新浪读书：你曾翻译策兰、翻译辛波斯卡，翻译茨维塔耶娃，但您似乎更钟情于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在80年代末引发了“帕斯捷尔纳克热”，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翻译过的这些诗人，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王家新：有的评论也说，近几年我转向了翻译，但实际上，这是有自身逻辑的，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什么突然的转向。其实，诗人自身就携带着一个译者，我后来把它化成了实践。 我们这代人一开始就接受西方文学，上大学时，我第一次读到袁可嘉翻译的叶芝，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穆旦翻译的奥登，从他们的翻译中，我们真正经受了一场现代主义的洗礼。从那以后，我对翻译也就产生了兴趣，在8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翻译，翻译的是美国诗人默温，90年代初期则发现了策兰。 诗人译者和一般的学者译者不一样，学者译者什么都可以翻译，一般是出版社约稿或者做研究用。但是诗人译诗，翻译的一定是他热爱和高度认同的诗人，因为他并不是靠翻译来吃饭，或为了“评职称”。我翻译策兰时，很少有人知道策兰，也没有人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我翻译策兰，更不是为了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我翻译他了那么多年甚至没有想到要发表或出版，只到十年后有出版人找上门来。我之所以翻译是因为我必须翻译。这是一种亲人间的高度认同，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辨认，甚至可以说，在我翻译策兰之前，在我身上就有一个策兰存在，不然也不会找到策兰这样一个诗人。 你说到帕斯捷尔纳克，他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精神性格及审美气质，我写作的一些指向，尤其在90年代初，可以说更亲近帕斯捷尔纳克。但一个诗人的世界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帕斯捷尔纳克是我的某一个方面，但它不可能等同于我的全部，策兰也是，属于我的某个方面，虽然在翻译时他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存在。 包括我翻译曼德尔施塔姆。早年我读一些译文，没有读进去他的诗，但是后来我认真读了他的英译，便一下子进入了他的世界。所以，我发现曼德尔施塔姆比较晚，但后来一旦进入，我便非常惊讶于这种相遇的喜悦，那种幸福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说。可以说，翻译曼德尔施塔姆，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去年我翻译出版了《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我的写作在一般人看来是比较凝重的，洛尔迦的诗却很轻盈，更具有音乐性，所以在翻译时，我不仅注重诗的精确性和意象的创造，通过翻译洛尔迦，我也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诗歌的音乐性，诗歌的韵律，等等，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作为一个诗人而言，在艺术上就是不完全的。说到底，纵然在艺术风格上很不一样，但洛尔迦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内在的他者”。也许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将它们体现出来。 新浪读书：有人认为，翻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翻译者本身要会写诗，你同意吗？ 王家新：当然。在西方也有一个传统，诗歌翻译“必须经过诗人之手。”这里所指的“诗人”并非一定要写过诗，出版过诗集。但是翻译诗歌，必须要有一颗诗心，要对诗歌有敏感性，还要有语言的功底和创造力。 诗歌翻译不仅仅要求精通外语，有些学者外语很好，但他无法理解原诗。如果只根据字面直译，译作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只有“心有灵犀”，才能和原诗达成更深的默契。 另外，诗歌翻译也需要有艺术上的卓越能力。不单是把原诗翻译成中文，还要把一首诗变成另一首诗，而且是无愧于原作的好诗。这意味着，译者必须要有能力替原作诗人在汉语中写诗，甚至要有能力使原作中“纯语言”的种子得以成长、成熟。 新浪读书：前几年，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你认为，优秀的诗歌翻译需要具备哪些元素，如何才能达到“信雅达”的境界？ 王家新：冯唐的翻译，是出自他的个人兴趣，我不作评价，从诗歌翻译更专业的角度而言，我觉得也不必当真。他就是玩票嘛，当然，他有这种对诗歌的热情，也挺可爱。 投身诗歌翻译，不仅要有长久的翻译经验、诗歌技艺、语言功力，还要有献身精神。像穆旦，可以说就是一个圣徒，他把对文学全部的爱，甚至个人的受难一生都放在了翻译上了，所以他的翻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他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会让人流泪，一般人是很难达到这种翻译境界的。 最近我读顾彬的文章，他现在过70岁了，他说在德国做翻译的人都集中于50岁到80岁之间，他说：“翻译需要经验，自己现在才学会了翻译，重看早些年的翻译，觉得需要重译。”他这么一个著名翻译家说的很谦卑，但我完全认同。翻译需要经验，这和写诗有差异，诗歌写作存在天才，比如海子，在短短几年就把他的诗歌推向一个极致。但是，翻译需要经验及时间，包括卞之琳，从事翻译几十年了，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译诗艺术的成年》，题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翻译诗歌是一种艺术，也需要一个练习期和成熟期，最终进入翻译艺术的成年。 我不仅自己从事翻译，我也带学生进行翻译研究，比如研究冯至对里尔克的翻译，穆旦对英语诗的翻译，另外也研究西方诗人的翻译，比如策兰是怎样翻译莎士比亚、艾米莉·狄金森的，这是一个更专业的领域，也很有意思。 翻译是一门非常值得献身的艺术。近些年，因为我投身翻译比较多，有的朋友说你不能因为翻译而影响自己的写作。翻译是很占时间，不全身心投入也翻译不好。但我并不后悔，我感谢翻译，因为除了创作之外，它给我提供了另一种为诗歌工作的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创造语言和精神价值的独特方式。 新浪读书：其实在中国，是没有一个国家级别的，比较正规的翻译奖项。好的翻译，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王家新：我的翻译是不讲什么回报的。就像创作一样，中国的创作奖存在很多问题，说实话一般我是与之拉开距离的。我们就是独立的写作者，读者的认同，或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对我才是最大的奖赏。 中国的奖，有时掺杂了很多权力、利益和圈子的因素，它有什么权威性呢？所以我们还是离开远一点好。我也从不指望去得一个什么奖。而且我的很多翻译，并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有些是从英文中转译的，对于一些为专门语言设立的奖项而言，我们的翻译，是在那些范围之外的。 我只相信这一点：人心自有一杆秤。我上面讲过诗人和读者的认同，这才是对一个译者最大的奖赏，比如去年我翻译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集，很多年轻诗人非常喜爱，当然也包括多多这样的“老革命”，说他也“深受震撼”，他们专门在北京一个书店做了“王家新译曼德尔施塔姆诗歌朗诵会”，我觉得这对一个译者才是一个最大的激励。 新浪读书：如今，中国母语诗歌面临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不久前，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美国上映，散场后，许多美国人说希望看到英文版余秀华的诗作，你觉得这是否提供了一种渠道？中国的本土诗如何走向世界？ 王家新：余秀华的诗，我读的不是很多，我觉得她有才华。任何一个新的作者出来，只要有才华，我都会关注。只是“余秀华现象”过于媒体化了，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生的事情，希望她能一直走下去，越写越好，也要能避开一些诱惑和干扰。她的诗作被翻译成英文后，当然会有读者，只是希望她的英文读者不单是把她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是作为一个诗人来读。 去年美国出版了我的英文诗集，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做的长序。这个英文诗选最初曾考虑是不是以汉英对照的双语形式出版，后来译者和出版方决定不要对照，就出一本纯粹的英译诗集，一本提供给广大英语读者而不限于汉学界的诗集，一本可以进入美国诗歌界的诗集——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觉得很有把握。从反响来看也是如此，我知道许多欧美诗人读了就很兴奋，一些评价让我有点“不敢当”，美国较权威的《美国诗歌评论》也专门发了我的一组诗和哈斯的长序。 这也是我想说的，中国诗人的作品能翻译成英文当然很好，但是，翻译本身很重要，并不是说翻译成英文就行了，还要看它翻译的怎么样，这非常重要。翻译不好不如不翻译，因为它会把你的名声搞坏，人们再也没有读你作品的兴趣。 为什么我这本英译诗选我比较看重，它的翻译的确好。我听了一些美国诗人的反应，都说翻译的好，哈斯的序中也多次赞赏两位英译者的翻译，不然他也不可能写那个长序。在中国，我觉得很多诗人都写的不错，现在关键就是翻译，有些没有翻译，有些翻译的不太好，只有在数量上、翻译质量上都相称，才能将中国诗歌推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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