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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展良: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经典?(2)

   辅益性的传统经典

   第二类是辅益性的传统经典。就此方面,建议纳入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学者难免怀疑,理学原本列于子部,而老庄与佛家的经典均不在四部——仅释道类后代中国人著作收在子部之末,是否可列入经典?若将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列入经部,必然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在历史上,他们确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深浸入几乎每一个华人的生命之中,应该列入第三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但必须在性质上与根本性经典进行区分。

   中国人读老、庄两千余年,老庄对于儒家有很多根本性的批评,与儒家相反而相成。儒家容易拘守于礼法与各种整体性关系,老庄则让人能逍遥,自由开展个人的生命体验。老庄深入探讨天地自然广大丰富的意蕴,其气化的宇宙观成为中华后世宇宙观主轴。老庄同时深入探讨语言、知识、身体的奥义,直探其本性,从而具有丰富的意义与现代所谓的哲学性,乃中国哲学性思想的重要源头。

   佛教从汉代进入中国,影响至为深远,提供中国传统所较缺乏的“宗教”,尤其是“人生宗教”面向。在中华佛典方面,《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属于人人当读的佛典。《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或许也可以选择纳入。佛学入中国两千年,与儒家相反相成,与道家则既竞争又融合。儒释道三教长期成为华人的心灵归宿。到了近现代,儒家与道家颇为衰落,反而佛教在民间的延续性甚强。佛学的哲学性与哲理性,同时非常为学界所重视。

   儒释道三家早已融入中国历史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融合结果便是理学的诞生。在融合之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主要盛行老、庄,隋、唐则流行佛学乃至道家。然而,当中国的主导性思想为老庄跟佛学时,容易在政治与社会上发生问题。举例而言,士大夫在上朝议政与主持家务时用儒家,而个人之心灵世界则安顿于佛、老之学,人生分成两截,心态与内涵矛盾。以唐代为例,唐代风气与今天颇为相似,平常追求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崇尚自然人性,喜欢富强、宏大、征服与进取,但在另一方面,内心又有许多苦痛烦闷,故而普遍相信佛道。这形同将人生分成两截,矛盾而且不理想。降及宋明理学,才将佛家与老庄的优点尽量吸收进儒家。在此之后,理学化的儒学长期独尊,超过佛教跟老庄,直到清末都主导着中国政治与教化。所谓“前有孔孟,后有程朱”的说法渊源于此。由是观之,理学经典应该也可以列入辅益性的经典。

   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

   第三类,也是最难确定且具有争论性的,是为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传统的经学跟经典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缺乏发展性。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守着几部经典,认为古代的圣人太伟大,一切的道理都已经“致广大、尽精微”,而无以超越。这种想法使中华文明很难发展。因此,中国文明到了新时代,必须深入反思,也不断加入新的经典。在新时代中,当然必须纳入代表现代性的经典。

   现代性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治与社会正义,这是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伟大的成果,其中包含许多的经典,数之不尽,难以尽收。要如何变成中华新经典?必须由历史来选择,使部分最重要也最适合的西方经典,通过时间的考验,融入我们的文明体系。我们应对所有的西方学理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何者将成为中华新经典则有待历史的选择。与此同时,许多以提倡引进西学为主的学者,例如前期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大家的著作,其作品皆大有可采的部分。未来应该有人择其可传、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入中华现代经典。

   除上所述,现代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传统型或融合型的经典亦相当重要。儒家学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挑战,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例如康有为、后期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大家,乃至一些新儒家的学人,都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此外,近现代的佛道之学,如太虚、欧阳竟无、印顺、吕澄等人都值得关注。相形之下,道家与道教的传承较隐密,需要有熟知其内涵的人为之整理。无论儒释道三家,未来都需要有人择其可传与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为中华现代经典。

   中国人自著的经典中宜特别注意三民主义。首先,其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基础,而“国族主义”至今仍为中国立国的基础。再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重视本民族的独立自主,也兼顾世界大同,既重视本民族道德与学术的继承,并且对世界开放。孙中山同时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制,尝试建立一个精英型的民主化“万能政府”,中国政治至今仍脱离不了高度的精英主义,可以为证。另外,孙的民生主义兼顾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主张发达国家与个人资本,也是其高瞻远瞩之处。中国至今仍须兼顾国族与世界主义、资本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精英主义。由是观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社会主义经典,其中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当然首推马列毛。虽然有不少人对此抱持异议,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百年来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必须快速现代化的问题,第二则是如何重新建国与立国的问题。亦即在新的世界列强压迫与列国体制下,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无以支撑,必须转型成一个新形态的国家。清末变法既然未能成功,中国只好重新建国与立国。然而经过民国初期的实验,发现无法凭借自由民主与议会的方式达成中国的建国,最后逼出由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的政党领导革命。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列宁化的政党,通过菁英化的党员掌控党政军,并领导群众从事革命。若无法有效地建国,根本无法在内乱外患中从事建设。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要务就是重新建国与立国,马列毛对此当然有大功。

   无论来自西方或中国自身的经典,也无论是自由民主派、传统派、融合派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派的经典,他们作为中华文明之经典的价值,在今日尚难以充分确认,而有待数百年后论定。

   当今时代是开始重建中华文明新经典系统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新的经典系统,否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难免混乱不堪。就中华文明而言,根本性经典仍是六经与四书。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老庄和佛家,今天也当进一步吸收西学。只要凿井及泉,掌握根本义,随顺时代因革,自然能够吸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具有价值的现代与西方思想文化。若论其矛盾,佛教主张出离,与儒家更为矛盾,但最终亦得以融合。主张无为与为我的老、庄,与儒家非常矛盾,而同样早已融合。这正是古人伟大的地方。只要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并善于掌握双方最根本的原理,便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加以融合。

   历史上中华文明其实是因为不断吸收异族的成分才能成其大。举例而言,一般认为秦是华夏,其实秦在当时被称为蛮夷。秦融合了西戎与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血统,将中原国家一一消灭,从而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大量胡族的文化血统融入。至于隋唐盛世,亦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隋唐制度渊源于北朝,而北朝君主都是胡人。唐代以融合胡汉与对世界开放著称。明清时期,中国正因未能及早融入西学,后来百余年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中国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然而,中国亦不能没有自身的根本,否则流荡难归,无以自立。西学各家各派甚为分歧,中国究竟要师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抑或俄国?根据过往百余年的历史,以上各国文明,中国皆曾师法,却无一能照抄。因此,惟有本诸自身的文明体系与历史脉络,勇于吸收外来文明,不断改造、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教化与经济社会体制。也因为如此,经典必须随之变化,此即笔者试图提出的新时代的经典概念。

   建设现代儒学与现代经学

   基本上,中国今天的学术界实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所有的学术分类、研究方法乃至所用语言都按照西方学术进行,无所谓真正的儒学。目前学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衡量,皆以西欧、北美为准,不符合此一标准即不入流。就学习西学而言,这有其必要,在学习阶段确实必须这么做,笔者亦主张讲西学就应该彻底地照西方的标准。然而,只有西学恐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人生的价值、意义、道德与伦理问题,以及中国许多根本性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只用西学难以解决。其次,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实无法只靠西方政治学来解决。如果不懂得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独特性,以及中国政治社会运作的方式,其实难以处理。中国当今的政治形态高度继承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政治型态,其中问题并非只依靠西方的政治学就能解决,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学问。就其大者而言,中国之为中国,依据六经、四书与诸史,首先是一个以高超的伦理与文化所抟成的国家。若其伦理与文化衰败,则危机四伏。例如中国的疆域,依《尚书·禹贡》,当分侯、甸、绥、要、荒五服,依其亲疏远近与实际状况,有不同的治理与对待方式,而不宜直接使用西方现代民族或主权国家的观念,强力求其内部的一致,反而容易造成民族冲突与边疆问题。

   今天的西学训练都是专家之学,只适合处理专门问题,而且有些专门问题还无法有效处理。儒学传统以实践与实战见长。儒家长期且普遍担任政治与社会的领导工作,却不太重视解释性的理论。其核心目标就是具体的修齐治平。传统上研读经史子集,重点在于从事修齐治平的大业。百年来的经验显示,仅西学不足,现代中国必须要复兴儒学,否则无法解决自身修齐治平等根本性的问题与危机。如一般所熟知,中国当前的价值与意义体系混乱,伦理及家庭体系亦趋于衰败。由于意义与伦理体系的败坏,整个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对内、对外的行为粗暴,从而造成各种严重的问题。国家体制不稳定,与周边及世界多国的关系亦并不顺畅。因此,我们必须复兴儒学,才能面对中国当前价值、意义、伦理、道德、家庭与文化的危机,并改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家等方面的问题。

   重建现代经学是复兴现代儒学的关键部分。这当然非常困难,因为今天的教育及学术体系中并没有儒学与经学的位置。笔者建议各大学设“华学院”,以培养现代儒学的人才。我们必须在以西学为标准的现有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之外,另立华学院。此学院的研究以经史子集为主,目标在研究与从事中华民族的修、齐、治、平之大业。毕业后可以到各级学校任教,或从事社会文化工作,也可以担任政治、社会、经济的管理工作。儒学与经学是最好的人文社会素养,可以投入各行各业。中国大陆现有的国学院,其实还只是各种西化的相关学科的凑合,缺乏完整的学术概念与方向,或许应朝上述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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