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儒家启蒙

　　所谓社会转型时期，包括历史学中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是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时期。较之帝国后期的儒家启蒙，这个时期的儒家启蒙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现代价值取向。

　　1.近代儒家的启蒙

　　近代儒家的启蒙，维新儒学是最典型的。维新儒学不仅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的“立宪”追溯到形而上的根据，而且尤其涉及了作为启蒙与现代性的核心的个体问题。

　　康有为所提出的“独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他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69]将它与《易传》的一段话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观念的转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70]《易传》是从形上学和关系伦理出发（这与理学从“天理”出发是一致的），而康有为则是直接从形下的个体本位出发。学者指出：“‘独人’与‘合群’是康有为对人类生存状态最基础的理解和描述。……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生存中“群—独”之间的结合与关联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的依次演化。在这种‘三世’演化的历史观中，包含了康有为对现代性生存中个体化特点之深刻理解：随着现代社会之个人化、单子化越来越明显，群体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性地变得疏远或者紧密，而是在现代性生存状况下发生了深刻重组。”[71]这个分析颇为深刻。

　　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同样是典型的启蒙观念。尼尔森（Kai Nielsen）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启蒙运动致力于打造新人新、社会，这些新人比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更合乎理性，也更有人情味。”[72] 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73]改造国家的前提乃是改造国民、即塑造出作为一种“新人”的国民，也就是个体性的现代人格。

　　说到维新儒家，必须提到严复。严复是儒家，同时是启蒙思想家。严复是首次系统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家，他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On Liberty（《论自由》）的编译《群己权界论》其实是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诠释，而不仅是简单的翻译。此书虽然始译于1899年，初版于1903年，却是严复自维新时期以来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体现。这种自由主义意在划定“国群”与“小己”（自由个体）之间的权限之分界；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人的本质要求。笔者认为，严译《群己权界论》应当被奉为今日儒家的经典。

　　2.新文化运动与儒家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74]这里的“蒙昧时代”是指的皇权帝国时代，“蒙昧”即指的皇权帝国意识形态，而“人权”的获得即是启蒙承诺——“人的解放”。

　　通常以为新文化运动是“反孔非儒”的。笔者曾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其实并非“反孔非儒”[75]；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一种别样的儒家启蒙。陈独秀《敬告青年》号召青年以孔子为楷模：“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他明确表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76]；“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77]；“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78]。胡适谈到：“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79]他还表示：“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80]李大钊说得最明白：“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1]

　　笔者认为，这些人物或多或少亦可以称之为“儒家”，正如贺麟所说，他们“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82]。他们有一个特点：在引进西方的启蒙与现代性观念的时候，往往用儒家的话语来加以表达和诠释。例如蔡元培这样讲：“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以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83] 这种“格义”乃是学术转换的一种必然，也是儒学现代转化的一种必然。

　　因此，作为现代儒家代表人物的贺麟指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乃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84]

　　贺麟的意思，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儒学的毁灭，而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第二，其目的是将“个性”从儒家的“传统腐化部分”中解放出来，即个人的解放，这正是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实质。由此才会有贺麟所预言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3.现代新儒家的启蒙

　　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启蒙与现代性的性质，那是更无疑义的，这里无须赘述。李大钊曾经说：“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85]这其实正是现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他们“适应今之社会”的方法，通常说是“返本开新”或“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民主与科学”；然而从启蒙的眼光看，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那种“儒家自由主义”的努力，例如张君劢、徐复观的工作。

　　结语：儒家启蒙主义的当代使命

　　鉴于上述儒家启蒙的历史事实以及当前出现的逆向思潮，为儒家计，为中国计，为人类计，今天亟需旗帜鲜明地建构“儒家启蒙主义”（Confucian Enlightenment）。为此，需要重新斟酌迄今为止的“启蒙反思”的理论与实践，认真总结儒家自身的启蒙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明确当今时代儒家启蒙的基本任务：顺应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确立个体性的主体观念，开出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

　　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者“反思启蒙”的意义，而是超越“反思启蒙”，而让儒家回归真正的启蒙精神。例如，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柏克（Edmund Burke）曾表示：“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十足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人们便越发珍视它们。”[86]这番话不应被理解为对启蒙的否定。相反，假如所谓“天然的情感”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情感，假如所谓“成见”是指的儒家关于仁爱情感的见解，那么，柏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现代文明价值观念，都应当、且可以由儒家的仁爱观念来加以阐明：一方面，儒家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或“自爱”[87]，乃是个体、自由等价值的天然情感基础；而另一方面，儒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或“博爱”[88]，则是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天然情感基础。简言之，儒家启蒙主义纲领的核心，就是以“仁爱”情感来阐明“人的解放”这个宗旨。

　　注释：

　　[1]“儒家启蒙主义”是由美国华裔学者薛涌最早提出的，作为对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80年代的“新启蒙”两次启蒙运动的反思，参见薛涌：《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但该书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提出的“儒家启蒙主义”与薛涌的“儒家启蒙主义”具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方法和路径颇为不同，拟另文讨论。

　　[2]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Gallimard 2001, p80, p82.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5页。

　　[5]这里所谓“新启蒙”不是中国某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后者倡导的乃是威权主义，它正是笔者所指出的“强国压倒启蒙”的倾向。

　　[6]参见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4页。

　　[9]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0]张志伟：《启蒙、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18-128页。

　　[1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

　　[12]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

　　[1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部，第2卷，VI。转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8-319页。

　　[14]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15]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6]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17]路易斯·亨齐曼：《自主性、个性和自我决定》，载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513页。

　　[18]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 -- Philosophische Fragment, 13. Auflage, 2001, Fischer Verlag, S. 19.

　　[19]康德所开启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实际上开启了意志主义，参见黄玉顺：《论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性质》，《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0]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1]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第3页。

　　[22]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第13页。

　　[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的注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四卷，第219-220页。

　　[25]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6]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7页。

　　[27]转引自尼尔森：《马克思与启蒙计划》，姚远译，载《金陵法律评论》，2014年秋季卷，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编，法律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211-222页。

　　[28]笛卡儿：《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27页。“我思故我在”王太庆翻译为“我想，所以我是”。

　　[29]转引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页。

　　[30]参见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1页。

　　[31]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32]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3]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34]《周易·蒙卦》：“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以往，吝。”《周易》：《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35]《论语·述而》。《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36]许慎：《说文解字》，徐铉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37]《诗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38]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六国》，中华书局1981年版。

　　[39]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40]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绪论，第12-13页。

　　[41]《荀子·解蔽》。《荀子》：[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2]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62页。

　　[43]黄玉顺：《儒教论纲：儒家之仁爱、信仰、教化及宗教观念》，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儒学评论》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收入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4]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45]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46]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4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48]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49]《孟子·万章下》。

　　[50]《孟子·万章上》。

　　[51]《孟子·离娄下》。

　　[52]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73页；《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0、113-128页。

　　[53]《诗经·卫风·硕人》。《诗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54]《孟子·滕文公上》。

　　[55]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56]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24页。

　　[57]《论语·子罕》。

　　[58]《周易·彖传》。

　　[59]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全文转载。

　　[60]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

　　[61]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

　　[6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中华书局1982年版。

　　[63]王艮：《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64]王艮：《王心斋全集》，第10页。

　　[6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6]王艮：《王心斋全集》，第34页。

　　[67]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8页。

　　[68]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69]康有为：《论语注》，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页。

　　[70]《周易·序卦传》。

　　[71]蒋孝军：《“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72]尼尔森：《马克思与启蒙计划》，载《金陵法律评论》2014年秋季卷，第211页。

　　[73]梁启超：《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5日。

　　[74]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75]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76]陈独秀：《答俞颂华》，原载1917年3月《新青年》第3卷第1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77]陈独秀：《孔子与中国》，载1937年10月1日《东方杂志》34卷18、19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77-379页。

　　[78]陈独秀：《答常乃惪》，载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5页。

　　[79]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另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265-266页。

　　[80]胡适：《至陈之藩》，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7页。

　　[8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82][82]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2编第43册，第1页。

　　[83]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教育论著选》，高平叔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84]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页。

　　[85]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原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第246页。

　　[86]埃蒙德·柏克：《法国革命论》；转引自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17页。

　　[87]《荀子·子道》：“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88]韩愈《原道》开宗明义：“博爱之谓仁。”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