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顾农：陶渊明的思古幽情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顾农
2018-07-11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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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所以知识分子（“士”）大多是熟读史书的，而且一般都很喜欢发思古之幽情；诗人文人尤其是如此，于是咏史诗成了吟咏的一大题材，其他文学样式也经常涉及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陶渊明也是如此，这里来略为谈谈其作品中的四份文本：《咏三良》《咏荆轲》《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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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诗里，有三首是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典型的咏史诗：《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第一首笔者先前曾有所议论（详见拙作《放手让子女自力更生——读陶渊明诗〈咏二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6日《后海》副刊），这里只谈后两首，先谈《咏三良》。

　　中国上古有一种野蛮的风俗用活人殉葬，后来文明程度提高，不再用这个办法，但也偶有倒行逆施仍用古风的。春秋时代的秦缪（或作“穆”）公就是一个，《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说缪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现在秦始皇陵墓里的那些兵马俑，在穆公时代都是“三良”等等活人！

　　“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后来成为诗歌里一再被歌咏的对象，内容往往是称颂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对他们的殉葬而死表示痛惜和哀悼。建安诗人曹植、王粲、阮瑀等都就此写过咏史诗。

　　在《咏三良》这一个传统的咏史题目下，陶渊明也写下了自己的一首：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诗里想象三良即子车氏之三子当初全心全意为秦伯效劳，“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简直形影不离，所以穆公死时，要他们一起走，继续在一起，“三良”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因为“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他们在面临殉葬的时候，没有任何迟疑。这样的立言，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咏三良》诗中的句子：“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贰。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渊明也说君命不可违，他们都不以三良之殉葬为非。但是陶渊明又说，当确知三良将死而无可救赎时，自己也流下大量的眼泪，沾湿了衣服。加起来看，陶此诗的基调是“惜而哀之，不以为非。”（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四）

　　陶渊明此诗作于何时颇不可知，前人有一种推测，认为作于晋、宋易代之后，且有具体的影射。明朝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说：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想属一时之作，虽岁月不可考，而以诗旨揣之，大约为禅宋后。……祚移君逝，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无人矣。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乎？又无人矣。以吊古之怀，并作伤今之泪……

　　清朝人陶澍在集注本《靖节先生集》卷四中说：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祎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

　　陶澍沿着黄文焕的思路向前更走了一步，认为陶渊明的痛惜“三良”指向哀悼晋宋易代之际的张祎。其说颇有影响。按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很痛快地向刘裕交出了皇帝的大印，刘裕安排他当零陵王，其办法很像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下台后被安排为山阳公；但司马德文的命运差多了，刘裕派张祎去进毒酒，张祎不干，自饮毒酒而死，于是另派士兵进入零陵王住处进毒酒，王不肯饮，遂掩杀之。（详见《晋书·恭帝纪》《宋书·褚叔度传》《宋书·武帝本纪》）

　　三良的情形同张祎相去极远，毫不相干，无从影射。陶渊明对刘裕那种斩尽杀绝毫无意义的残酷举措虽然不满，但他并没有忠于东晋王朝的意思（详见拙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又《晋宋易代与陶渊明》，《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3日第5版）。陶渊明的《咏三良》未必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更未必指向当下的政治事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两点。“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话也显得绝对化，事实是泛作史论者时时有之，当然借咏史以咏怀者亦颇多见，但其怀如何，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对不宜径往政治大事上拉去并妄加议论。

　　袁行霈先生说：“陶渊明此诗不过模拟旧题，未必影射现实。张祎之死，与三良殊不类，亦难比附也。”“三良受重恩于秦穆公，君臣相合，求仕者至此盖无憾矣。而厚恩难忘，君命难违，一旦君王长逝，遂以身殉之。言外之意，反不如不乘通津，不恐功微，明哲以保身也。”（《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这样来揣度此诗的深意，高于旧说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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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学大宗师朱熹是鉴赏水平很高的文学批评家，他在陶渊明的作品中特别拈出《咏荆轲》这一首来大加表彰，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来。”（《朱子语类》卷一三六）他注意到陶渊明在主流风格以外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大有眼光。

　　荆轲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所欲刺者又是秦王，未能得手，死于秦廷，曾经很得同情，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把他写得英气勃勃，特别是易水送别那一段，高渐离击筑，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场景，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司马迁没有提到宋意，据《淮南子》等书所说，他当时在场，也击筑而歌）。诗人们往往取荆轲的故事入诗，魏的阮瑀、晋的左思，都曾有所作；陶渊明的《咏荆轲》艺术上更为圆熟，知名度也更高。陶诗云：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全诗基本上是依据史料加以敷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后的感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也是前人早已发表过的（《史记·刺客列传》引鲁人的评论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咏史诗的传统写法就是如此，无非是把已经得到记载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用诗的形式再现一次，再顺便发表一点议论或感慨，大抵相当于史传末了的“论”，诗中的议论可以出新，也可以是传统的看法。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大约是史传传统最强的国家，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写史的国家机构，宣付国史馆立传是极高的荣誉，而诗歌如能真实深刻地反映时事便称之为“诗史”——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史的崇高地位，而咏史诗自然即以史书所载为其依据和出发点。

　　陶渊明《咏荆轲》诗的妙处在于在不长的篇幅里把荆轲刺秦王的著名故事讲得首尾完具，头头是道，形象鲜明，充满感情。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陶渊明处理各种题材都有极高的水平，田园生活固然是他的最爱，平淡而有味的风格固然是他的擅长，而要来一点慷慨激昂的历史叙事，亦复当行出色。此是大家风范。

　　秦始皇统一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刺秦王的荆轲不过是一个失败了的恐怖分子，前人也早已看出了“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但我们不必以此来评说陶渊明的《咏荆轲》一诗，他不过是按传统的材料和看法来写一首诗，同时抒发一通自己平时总压抑着的的豪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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