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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命名理据与教育精神(2)

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

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

萌,艸芽也。

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

汉字取象揭示出孟子性善论的内在特点:人性本善,犹如草木之生生,具有一种沛然不息的生发力量。因此,教化的本质不再是对人的矫揉纠正,而是辅助、促成人性本质的实现。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尽心)所谓“时雨化之”,指通过教化对人的本性进行浸润滋养,使之臻于“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的境界,亦即“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的过程。孟子反对揠苗助长,也是要避免刻意,保证人性的自然生发。在一观念的统摄下,古代贵族式的教育关系也被孟子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孟子·万章》:“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伊尹是商汤的重臣,或说“尹”即为官正之名。但在人性皆善的层面上,他与庶民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觉悟的先后之别,而不再是地位上的高下之异了。孟子称颂尧德,“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从劳来招揽的仁政,到匡直纠正的矫揉,再到辅翼自得的性生发,亦体现出孟子对三代之道的阐释转型。

孟子


随着儒家平民教育的不断开展与性善论的确立,教化的根本依据由“本分”转移到“本性”——人能够成为一种德性的存在,不再基于礼乐文化的情境制约,而是来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相应地,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中,亦注入了充分的平等精神。教化,不再是揉“杞柳”以为“桮棬”的被动改造,而是顺应人性自然的不断生生。在中国教育史上,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这是儒家教育思想根本性的历史突破。

有意思的是,“柔木为轮”亦是比较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重要角度——荀子强调“木直中绳”,说“工人斲木而成器”、“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鲜明地体现出性恶论与其相对保守的教育思想的内在关联;而庄子中的材与不材之辨、轮扁斫轮之喻,一旦纳入这种譬喻传统,不也体现出更为丰富的思想蕴藉吗?

原儒: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动态互证

原儒是沟通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的一次尝试,它启发着我们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的思考。

在传统学术中,文字训诂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清儒提出“训诂明然后义理明”的理念,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认为“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在乾嘉学者看来,语言和思想之间存在着线性的证明关系,从字义的解读到文献词义的理解,再到经典思想的客观还原,体现出逐层递进的研究次第。戴震用“登阶循等”来比喻这一研究过程,展现出乾嘉朴学的基本理路。

清儒注重语言对于义理的作用,将“由小学通经学”作为古典研究的不易之法。钱钟书进一步强调了义理对于语言研究的意义,在《管锥篇》中,他提出了“阐释之循环”的思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在他看来,语言和思想之间不是线性的单向证明,而是回环的互证关系。不仅能通过训诂把握文意,经典的思想旨趣、义理体系、修辞风格、文体特点等因素,也随时制约着训诂的说解。

我们认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名实互证不仅是静态的,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在原儒的考察中体现得十分明显。首先,循名以责实,据实以解名,语言系统与思想文化可以互证。一方面,在“儒”的命名中蕴含着儒家学派的基本特征,准确的训诂是理解儒家历史来源的基础,不当的训诂则会导致文化解读的谬误。在学术史上,刘师培早在1907年就已论证了《汉书·艺文志》的成说,但到了1934年胡适发表《说儒》之后,这一问题竟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各种猜测与谬说层出不穷。究其根本,正是因为历史考证建立在错误的训诂之上。另一方面,儒家以教化为本的历史面貌,亦启发、影响着我们对“儒,柔也”的理解。刘师培、陈来等学者对儒家历史来源的考察,虽未解决“儒”的训诂问题,但却为“儒”的名实互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其次,语言和思想的互证之环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有嬗变,思想有发展,语言的发展是静静的流淌,思想的演变却会不断迸发出浪花与激湍。因此,在思想史的突破与转向中,语言与思想的结合轨迹并非完全一致。以“儒”为例,随着儒家教育思想的历史突破,“柔木为轮”的语言理据已不足以概括儒家的教育精神,“儒”的内涵亦远远超出了“柔”的范围。这种渐变式的脱离导致了两种运动:首先,是由“实”的发展所导致的、名实关系的演变。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典文本中关于儒家教育思想的语用、譬喻系统也发生了潜在的迁移,从矫揉到生生,儒家学者不断引入新的语汇、修辞与隐喻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当然,就像词汇发展具有累积律一样,新的名实关系与传统的名实关系不是替代性的,而是累积性的——无论怎样发展,旧有的语言系统是相对固化的,这就像汉儒、宋儒、清儒、新儒家的思想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谁也不会改变“儒”的名称一样。相应地,则是对传统的“名”的不断阐释。在文章开头,我们介绍了汉人对“儒”的各种训诂,如训为“无”,强调其“千举万变,其道不穷”,训为“区”,强调其“区别古今”,这种阐释的努力正是为了让儒之“名”适应儒家日益丰富的历史“实”际;随着儒家的传承发展,这种阐释的工作恐怕永远不会停息。而在新的语用与阐释的不断作用下,思想的新变亦不断凝结为社会性的词义,推动着语言内涵的发展。通过这两种运动形式,语言与思想的名实之际呈现出一种相当微妙的、动态性的张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实”的发展与丰富是推动“名”的阐释与内涵演变的根本动力。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实”决定着“名”,就像内容决定着形式一样。与此同时,“名”既是理解“实”的本源的依据,又是衡量“实”的发展的标杆,对“名”的不断阐释映射着“实”的发展。在名实之环的动态互证中,我们既能探源溯本,还原经典思想的真际,亦可沿波讨流,寻求思想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这种历史性的源流互证,是通向完整的经典世界的根本方法。

作者简介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研究,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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