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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9-10-16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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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丨周文翰

“西半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

新京报:你在今年4月2日获得2005年安徒生文学奖,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中你竟然没有给安徒生任何位置，这是为什么呢?

哈罗德·布鲁姆:实际上我不希望列一个一清二楚的名单,出版人坚持要那样才行。我没有参考任何其他著作，自己开列了那个名单，虽然很长，但那样的列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徒生和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在无意中就被遗漏了。

新京报:你把惠特曼放在了美国文学的核心位置，为什么不是马克·吐温呢?

布鲁姆:对西半球来说它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虽然我是马克·吐温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新京报:你去年十月为《西方正典》中文版写的序言里还对《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和悬念小说家斯蒂芬·金提出批评，这是因为2003年斯蒂芬·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刺激了你?

布鲁姆:因为JK.罗琳和斯蒂芬·金是蹩脚作家。

“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新京报:自从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以来，你写出了很多适合学术圈以外的读者看的书，这是受你的朋友史景迁的影响吗?我们知道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好几本书相当畅销。

布鲁姆:史景迁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转向给一般读者写书并不是受他的影响。

新京报:你少年时喜欢的哈特·克莱思(Hart Crane)、华菜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菜克(William Blake)似乎都属于沉思类型的作家，而雪莱则显得有点特别，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他的形象都是写《西风颂》的激动的浪漫派。你是怎么喜欢上他的?你的犹太家庭背景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这是90年代开始《圣经》研究的原因吗?

布鲁姆:雪莱对于威廉·布莱克、哈特·克莱恩和华莱士·斯蒂文斯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我的犹太背景无疑影响了我对《圣经》的态度,我即将出版的新作就是《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

新京报:1979年你与保罗·德曼(Paul Deman)、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以及雅克·德里达合作出版了《解构和批评》,耶鲁出身的四个批评家中他们三个都受到德里达的很大影响,而你不同,当时你们在学术上是怎么交流的?你怎么看待德里达在美国的影响?

布鲁姆:我整理那些文章并起了“解构和批评”这个书名。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四人是在解构,而我是进行批评。我从来对德里达的作品不感兴趣。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

“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英语文学研究中反对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潮流是1968年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似乎有受到多大影响。能谈谈你在那时候的经历吗?

布鲁姆:反主流文化是上世纪60年代理想时代的产物,不幸的是,今天这还很时髦。1969-1970学年，我曾经反对耶鲁的黑豹党学生降低大学评分标准的行为。

新京报:连耶鲁现在的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

也提出了“全球性大学”的概念，而且今天耶鲁已有150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似乎不可避免。

布鲁姆:你可能有点误解。雷文校长呼唤全球性大学的意思并不是让耶鲁变成一个时髦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地方。

新京报:对于当代人来说电视、电影而不是文学是最经常接触的娱乐方式，这和你成长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布鲁姆:是的，我们处于一个画面时代，电视、电脑、电影，可是我认为它们无法取代虚构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生的事业是教学，那你对将来的退休生活是否有所规划?

布鲁姆:只要我的健康允许，我打算一直在耶鲁全职从事教学工作。

采写丨周文翰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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