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当代诗坛乱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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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文学活动上，主办方要求出席活动的作家和诗人合影留念，但其中有几位作家说什么也不愿过去。一位小说家直言不讳地说：“一见那些疯疯扯扯写诗的人我都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人已经成了不靠谱和怪异的别名，成了一个很不招待见的群体。许多诗人不是靠写作的实力而存在，而是靠大量的集体起哄和炒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多年来，我们几乎看不到稍微让人感动的诗歌，看到的却是无数的诗坛笑话。从“梨花体”“羊羔体”“海啸体”“白云体”，到脱了裤子保卫诗歌、诗人吁求被富婆包养，再到“下半身诗歌”的《一把好乳》，以及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跟炒作或“性噱头”有关。 在诗坛日益混乱、堕落颓废的今天，中国的诗人们总是能够见缝插针地将自己的诗与“性”扯到一起。在某著名文学期刊的诗歌专号上，居然出现了如此令人咋舌的诗：“我有一个秘密——/我爱上了垃圾箱边的疯子。我爱/他与一群苍蝇的窃窃私语，爱他与一匹饿狗/善意地对峙，我爱他听得懂小动物悲惨的命运/薄霜正在降临。我爱他把一打避孕套吹成球形”；“今晚向妓女学习如何与不爱者相处/在六合街，在加缪写过的那种/小门厅，今晚的湖南妹/是县城生活的导师。她随手/逮掉一根耻毛：如果这根针/扎不痛你们的手指……”；“正在此时X先生的精子/如万箭齐发升上天空/却找不到N女士的卵子/她总是改变自己的线路”……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诗歌与黄段子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日前，笔者仔细阅读了由中国诗歌学会主编，周所同、吕达编选的《2016中国诗歌年选》，王蒙担任主编、宗仁发担任分卷主编的《2016中国最佳诗歌》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霍俊明编选的《2016中国诗歌精选》这三本所谓的2016年诗歌“权威选本”。这些选本都在宣称是如何披沙拣金，为读者奉献出的是如何货真价实的精品。周所同在序言中说：“编辑这类诗歌读本，遗珠之憾不可避免，推卸或承受都令人难堪。稍感宽慰的是，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千万计作品中，终于挑选出300余件，略去卷轶（帙）浩繁的工程及辛劳不说，掩卷之余，这些散着墨香的诗篇，便有了重量。”在选本中，除了周先生将自己稀松平常的作品作为私货收入选本之外，我不知道，以下这样的诗，是怎样进入周先生们的“法眼”的：
这样的诗歌，可说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编选者从数以千万计的作品中，怎么会选出如此索然无味、缺乏想象力、没有艺术性的作品呢？如果说这样的诗歌代表的就是中国诗人的真实水平，那么我敢说，中国的诗坛一定是出了问题。如果说这样的诗歌仅仅属于分行的文字，编选者何以会将其选入年度诗歌选本中呢？这究竟是编选者的艺术鉴赏力出了问题，还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据笔者所知，该诗作者出生于2006年。7岁的时候，她的诗作《身份》就被伊沙选入其编选的《新世纪诗典》中。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伊沙宣称：“她不是早熟，而是天才，这样的天才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诗歌史上也没有过先例。她竟然还经常参加‘新诗典互动’，没有真本领，岂敢这么玩?”在我看来，这后面的一句话才是关键。参加伊沙诗歌活动的青少年，就能赢得诗歌史上天才诗人的美誉，这样的游戏，傻子都愿意参与。如此乱捣糨糊、“捧杀”儿童的瞎说，连一点底线都没有。在中国，仅仅是唐朝，就有骆宾王、王勃、李白、李贺这样的神童诗人。伊沙如此罔顾事实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大肆炒作其主持的《新世纪诗典》。近年来，炒作“神童诗人”已经成为当代诗坛的一大“忽悠术”。稍微能够拼凑两句“诗”的少年，动辄就被某些别有所图的诗坛“前辈”吹捧成“诗歌神童”。他们几乎就像人工制造的塑料花，转瞬就消逝在了诗坛的泡沫中。周所同和吕达何以要参与这样的“造神运动”，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再看一首出自周所同选本中的“性诗”：
拿农民工的性生活来说事，这是“打工文学”长久以来倾述苦难、赢得同情，吸引读者眼球的惯用伎俩。这种毛片似“直播”农民工动物一样原始性生活的诗歌，与其说是在关注他们，倒不如说是在拿他们的性生活来当众出丑，公开亵渎他们。在这首诗中，除了刻意渲染、非常直观的性描写“镜头”，我们根本就看不出其艺术性究竟高在何处。而这样的诗，居然也是编选者万里挑一，代表中国诗坛年度作品的优秀之作。 霍俊明在其选本的“编后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遗憾的是，霍俊明明明知道当下缺乏“好诗”，却又在勉为其难地“精选中国诗歌”，这样在沙子堆里选来选去，最终选出的，照样还是沙子。如以下这样的分行文字：
前一首诗歌，简直就像一部暴露女性隐秘的“微电影”，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像英伦的诗那样，写别人的性，而是以一个少女自己的“性”来说事。至于这首诗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却根本就看不出。而后面一首，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诗歌，最多就是一个茶余饭后的小笑话，或者说更像是一个微信“段子”。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就是把无聊当有趣。它与向人讲述某人板凳没坐稳，或者不小心踩到香蕉皮，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样的低级笑话没有什么区别。 在宗仁发的选本中，除了“旷野春草茂盛，/一对麻雀/从废弃的水管中飞出/凹陷又圆满的贞操/衔着泥草，忙碌而哀伤……” “最后一次，他握住我的乳房又松开了手/像是早已接受这结局的虚无”这样思维混乱、呓语一样的淫荡之外，大量就是无聊的分行文字。如：
纵观当代诗坛，“性”和“无聊”，可说是备受诗人们追捧的两大“主题”。前者以“下半身”诗人为代表，后者以“梨花诗人”和“白云诗人”为代表。写“性”的诗人，很多人肯定写不过“大尺度”的李少君；写“无聊”的诗人，很多人恐怕写不过雷平阳。雷平阳的诗，总喜欢“标新立异”，卖弄一点小才气，甚至把伪诗当成“诗”，用“残忍”来引起关注，博取眼球，不让人恶心呕吐、毛骨悚然，就绝不鸣锣收兵。如他的《杀狗的过程》：
这首名为《杀狗的过程》的诗歌，就像莫言小说《檀香刑》的诗歌版。如果不是分行排列，我们很难相信这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所写的诗歌。如此的写作路数，与莫言在小说中大量渲染，甚至把玩血腥和残暴，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雷平阳诗中描写的这段杀狗过程，想来应该不是亲眼所见。如果是他亲眼见到的事实，他怎么能够如此冷静地在一旁静观其变，而不上前去劝阻狗的主人，令其一味地残忍下去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文学作品，诗中的内容完全是作者的想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抨击人类的冷酷、丑恶和残忍。但文学作品中的杀狗和杀人，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杀狗和杀人，图的是一时之快，非得要毫发毕现地将这样残忍血腥的场面彻底乃至过度渲染地描绘出来。鲁迅先生在其小说《药》中，也写过国民的愚昧无知和刽子手对革命者夏瑜的行刑，而鲁迅先生的描写，却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文学的克制和艺术。照雷平阳和莫言的写法，一个“人血馒头”，不知会被演绎得多么令人汗毛倒竖，肝胆破裂。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匪夷所思的怪现状，这完全是因为某些诗人恶意炒作、兴风作浪的结果。李少君说：“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频，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上迅速传播。”李少君总是在片面地夸大网络的神奇作用。倘若一个视频就可以代替大学教育，让乡村孩子接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等教育的话，那么其他所有的大学都应该关门，中国的学生们谁还会十年寒窗，拼命去参加高考？那些远离亲人，奔赴海外留学的莘莘学子，岂不个个都成了大傻瓜？事实上，即便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李少君自己创作的诗歌，别说是传遍全世界，就是许多写诗的人，也未必知道他究竟写过什么像样的作品。 李少君的奇葩语言，让人想起了《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中，那些不靠谱的话：“跃进红花心里开，/张口花香喷出来；/山南海北齐歌唱/唱出一个春天来……六亿人民就像一个爆发的原子海，汹涌澎湃，热浪奔腾，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于天地之间，奇迹一个接一个，不断出现，人们每天早晨一张开眼睛，就从报纸传来了各地人们所创造的新的奇迹。‘奇迹，奇迹’处处有奇迹，天天有奇迹。”在1958年，中国人创作诗歌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今天的网络诗人们，发表的渠道，也远比今天的网络诗人们要广阔得多。田间地头，社员们到处都在搭建赛诗台，公社广播站也成了社员们发表诗歌的主渠道。湖北省红安县一个仅仅二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创作的诗歌，往往要用千首万首来计算。全国各省出现了不少的诗歌县、诗歌乡、诗歌社。在一些诗歌之乡的墙上、门上、山岩上、田壁上、树上、电线杆上，甚至在商店的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歌。 作为网络诗歌的发动者和操盘手，李少君当然再不可能去写那些诸如“赶诗街，诗兴浓/万首诗歌写不穷；/社会主义大迈进，/引吭高歌意气雄”，或者“太白斗酒诗百篇，/神话流传两千年；/如今诗歌地连天，/愧煞长庚老神仙”（笔者按，从李白出生到今天都还没有两千年，由此可知，这些“诗”是怎样胡诌出来的）。 李少君的诗歌，老是喜欢盯着女人的奶子和“脐下三寸”，总是弥漫着一股腥臊的荷尔蒙气息。如：“春天一来，男人就像一条狗一样冲出去/吃了壮阳药一样冲出去/趴在别的女人身上喘气、喊叫/深夜，又像一条狗一样回来/软踏踏地，倒在床上鼾声响起//老狗回来，小狗又急吼吼地冲出去”（《老女人》），“抽烟的女人与接吻的女人/一种是在呼吸间把自己麻醉/一种是在嘴唇间享受生活”（《一个戒烟主义者的忠告（续）》），“清早起来就铺桌叠布的阿娇/是一个慵懒瘦高的女孩/她的小乳房在宽松的服务衫里/自然而随意地荡着……我的心可以安放在青山绿水之间/我的身体，还得安置在一间有女人的房子里”（《四行诗》）。读李少君的诗歌，我常常想起五代西蜀那些狎妓宴饮，耽于声色犬马的花间词人。但与李少君的这首《流水》相比，花间词人们至少还没有谁将裤裆下面的事写得如此露骨和淫荡：
与沈浩波高调宣称“男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漏洞”相比，后来居上的李少君，已经把沈浩波的《一把好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李少君开始，中国的诗人们再不只是书写“奶子”，而是直接朝着纵深“开拓”，以致直接抵达裤裆内部。这样的“性诗”，就像干柴一样，迅速点燃了中国诗人们的情欲；接踵而来的，就是余秀华火辣劲爆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一夜之间，就在中国诗坛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旋风。而其恶俗的《千里送阴毛》，更是暴露出了中国诗坛可悲的堕落：
因为“性”，李少君的“摸乳诗”《流水》在短短的几天内，在网上的点击量就高达20万。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他又进一步炒作，在“新红颜写作”和“草根性”两张牌上大做文章。前者侧重于以情色来挑逗读者，后者则是以人员的海量扩张来搅起一股股犹如大跃进时期的“诗歌浪潮”。当李少君忽悠读者的“新红颜写作”遭到诗坛广泛的质疑之后，有学者赶紧出来捧臭脚说：“我想说，至少从它被命名起，它就真实存在了……‘新红颜’代表着一种解放性的吁请，一种对正待突出地表的种子的发现与培植。它有它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诗学针对性，它用鲜明的‘红颜’否定老迈诗学秩序的权贵，期待将一种潜伏的解放性诗歌力量呼唤出来，从而启示着新的视野和历史前景。这是‘新红颜’命名的最大意义。”为此，李少君就像老鼠跳在秤盘上一样，自己称自己说：“‘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对女性诗歌写作命名，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新红颜写作的出现，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回复诗歌最基本的品质：真、善、美与爱。”至于被李少君垂青的“新红颜”诗人们究竟能否担当起拯救诗歌的命运，我们只需看看由李少君等人主编的《新红颜集》中的作品，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以上“诗作”，可说几乎就是一种分行的“文字游戏”，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读不出感动，读不出美感，更感受不到它与诗歌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为了在诗坛掀起一股股泡沫，李少君居然将唐代的李白和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也纳入了其“草根诗人”的团队：“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颇有道理。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文学高潮。”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一书中，将李白说成是布衣出身。这一说法，在学术上未必站得住脚。李白说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尽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或许正是因为有了丰厚的家底，李白才能如此仗义疏财，并在《将进酒》中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豪放的诗句。李少君也不知道孟浩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不知道孟浩然所在的襄阳，在唐代已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有学者指出：“襄阳的开放与多元，让孟浩然自幼便接受到了不同的文化思潮，养育出他不同凡响的行为品性”。我怀疑，李少君是否知道“穷乡僻壤”这个成语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将其生拉活扯地用在李白和孟浩然的身上？ 如今，诗歌的娱乐化和垃圾化就像洪水猛兽，各种后台老板出资、操盘，大兵团作战、集体起哄的诗歌大奖，可说就是今日诗坛确立某些诗人地位的另一种江湖。多年来，中国的诗人们动辄就是揭竿而起、党同伐异、占山为王。2016年，奖金高达10万元的第二届“陈子昂诗歌奖”，在一阵大声的聒噪之中，一度陷入“抄袭”的罗生门。尽管主办方坚称，是否抄袭需要裁决，但在一阵巨大的雷声之后，读者至今还是没有看到期盼中的“雨点”。2017年3月22日，2016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将高额奖金颁给了诗人张执浩，称其“善于在细微的日常事物海洋中，打捞、萃取诗意的‘珠贝’，……在朴素自然、具体质感的走笔里，彰显出一种理想的风格辨识度，和极具个人化的艺术魅力。”可当我读到张执浩《奇异的生命》这首无病呻吟的诗时，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诗”居然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拉扯在了一起。这样的分行文字，与其说是诗意的“珠贝”，倒不如说更像是思维错乱的醉话，或者梦中的呓语：
这首诗，可说浑身都是毛病。起手就是一个明显的病句。汉语中，在表示纸的数量多少的时候，通常都是用“张”来表示，而纸屑却不能说成是“张”，只能用“片”。根据整首诗的意思来看，这里的纸屑实际上应该是“纸”。如果是小小的纸屑，仅凭肉眼根本就不可能看见其在广场上空高高地飞舞、旋转。更为吊诡的是，作者说这两张纸已经飞得“高于山顶”，但又说“那天广场上并没有风”。让人思维赶不上趟的是，没有风的纸怎么会飞上高高的天空？说两只鸟儿飞累了以后，仍然依偎在一起，这样的场面倒还形象、贴切，让人有点小感动；但说两张纸飞累以后仍依偎在一起，就近乎生硬和无病呻吟。一个广场上空有纸屑，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所谓的“诗意”，而是该地卫生状况不好，有人乱扔垃圾。要知道，文学的“陌生化”并非不合情理地瞎扯淡和胡思乱想。就整首诗表达的意思来看，我认为，诗人在写作时的思维是极为混乱的。我不知道这种冷冰做作的诗是怎样打动众多评委，从而获得高达10万元奖金的。倘若陈子昂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拍案而起，像当年扭转唐初诗风那样，痛斥今日诗坛的种种怪现状。 1980年代，徐敬亚与《诗歌报》主编蒋维扬一起，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发起了一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一夜之间，处于地下的63个诗歌流派和社团风光无限地登上了中国诗歌的舞台。时隔三十年之后，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诗歌流派和诗人们，早已如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诗人们大博眼球的集体起哄。形形色色的诗歌网站，迅速成为了诗人们拼命争夺的主要阵地。换汤不换药的诗歌流派，则是什么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废话写作、智性写作、草根写作等等。面对这样一股汹涌而来，扼杀诗歌的网络“诗歌”大潮，以及各路诗人唾沫横飞的口水大战，李少君欣喜若狂地宣称：“网络诗歌正在成为最具建设性的一支诗歌力量。”而另一位网络诗歌的鼓吹者王珂更是欢欣鼓舞，并进一步煽风点火地说：“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全方位的改变，甚至由此产生新的美学革命和文体革命。”但可笑的是，这些诗歌网站的影响力，几乎等同于OK厅里的自娱自乐，都是熟人在那里互相拍手叫好。近万家的诗歌网站究竟为中国的读者们奉献过什么好诗，连鬼都不知道。李少君和王珂们的盲目乐观，最多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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