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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文化的反思与悲悯(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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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悯还来自人类的幸运，面对十字架，每一个生命都是幸存者。为了我们的幸存，耶稣已经受难，存活中的人类的悲悯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同样拒绝构建社会宏大目标的人间承诺，世俗世界的任何理想描绘都会潜藏一种损害生命的危险。悲悯中的反思意味着不在批判中把罪恶赶尽杀绝，悲悯的责任在于让罪恶就地转化，任何报复式的惩罚都不是应有的正义。反思中的批判容易为情绪寻找仇恨，从而构成文化中的革命因素或革命传统，包括鲁迅的反思与批判正是缺少了对罪恶的救赎。这便是鲁迅的局限，鲁迅的失败最后构成了失败的鲁迅，鲁迅的局限最终未能使鲁迅进一步海阔天空。在汉语传统中不乏文化的反思，但始终停留在世俗的道德层面，成为批判道德的新道德，文化反思最终也成为一种道德循环。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反思的真诚和勇气，而是缺少包含了理性与信仰的悲悯情怀，所以才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最终未能走近真理的大门。文化的反思和悲悯并未扬言自己的治病救人，而是在人生反思是保持了自己的忏悔理性，首先是通过反思让自己谦卑地生活。尽管谦卑不是真理，但谦卑是悲悯的基础，没有任何悲悯来自人心的骄傲。谦卑中的忏悔理性使我们知道真正的罪恶并不是每天悬挂在我们眼前，或者挥舞成头上的利剑，而是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以为是之中，或者埋藏在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之中。

　　文化本身需要不断地修正与超越，前提是不断地反思与批判，但反思与批判并不能完成超越，超越不仅需要理性的支撑，更需要悲悯为其提供宽广的胸怀。这是因为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正如生命的意义在生命之外一样，生命无法为自身赋予意义。关于世界意义缺失的真相已经击碎了人类理性的自负，世界的荣誉和力量本不应该成为对生命的诱惑，这一点应该是所有文化反思中需要澄清的事实。如果说文化的反思是对世界意义的平视，那么悲悯便是对世界的俯临，是代表更高领域来行使责任，反思中的悲悯关注世界本身，但告诉世界其价值亦在世界之外。

　　在文化的反思与悲悯中往往遇到文化自由的冲突，自由是敞开的精神飞升。而反思是系统性的价值梳理，悲悯则是对自由的节制。其实，悲悯使反思具有了自由的维度，悲悯本身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某种救助，悲悯之中包括自身的命运关怀也是重要因素，如正彼得所言,我如此罪孽深重，上帝都宽恕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悲悯他人呢？所以说，文化中的反思更多地是对自身的反思，才是忏悔理性的基础.悲悯正基于此。如果一种文化缺少了应有的反思，这种文化会在一种自负与自恋中衰老。如果缺少了悲悯，这种文化就很容易成为奥斯维辛的工具。二十世纪我们已经目睹过许多这样的文化教训，不容反思与悲悯的文化还极易成为政治谎言的帮凶。强调人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并不意味着一切文化都能把生命当作环绕的核心，人类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又受到许多具体文化方式的制约和压迫。在统治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文化中是不允许进行文化反思的，只强调一种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这种文化往往把自己装扮成绝对真理。这种文化也不允许悲悯的在场，它会严格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把人群分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阵营。其实，这种文化不仅需要反思与批判，更需要悲悯，这种丧失了自由胸怀和自由本质的文化已是一种病态文化，病态本身恰恰是不能遗弃的，它需要文化精神的拯救、关怀和爱怜。这一点，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已将此澄明，真正需要悲悯的不是善，而恰恰是罪恶，因为罪恶构成了世界的真实。

　　既然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存在，人的行为不但受制于客观时空条件，同时还受制于群体性的社会关系，文化则是这种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革命文化这条纽带把人与人之间联结成不断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商业文化这条纽带把人与人之间又联结为深层的不断竞争的、极易冲突伦理底线的利益关系，政治文化的纽带极易把人打造成从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崇拜的隶属与等级关系。如果没有更高价值追求的文化悲悯，文化的整个生态就会失衡，人的生命与心灵无法承受客观法则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压力。文化的悲悯在文化的生存系统中始终维护生命的第一需要，以此抗衡政治文化、商业文化、革命文化对于生命的侵袭，为生命在紧要关头提供有效的精神护卫。人的自由本质通过人特有的理性、意志与实践等能力去得以实现，这就需要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其中担任导航作用的则是文化的功能。威尔·金利卡在论述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时说，人们做出的实现自由的选择能力取决于他与文化的接触。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会形成什么样的选择结果，人类的许多社会制度的建立也往往是文化结构的结果，文化结构有着更加隐秘的历史符码。
　　
　　文化的反思使文化不断重临创造的起点，文化因此而葆满生机。文化的悲悯使文化具有普世情怀，文化因此而给人类提供精神归宿。反思与悲悯都不是站在世界的对立立场来审判世界，而是先行完成自我审判和忏悔，因自觉而觉人。尽管罗尔斯曾经强调人很难离开自己的文化，离开文化意味着一种苦行和流浪，但是，基于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为生命保驾护航，文化只有在不断反思之中才能成长。这种悲悯之中的文化反思不是文化革命，而是采取审慎的姿态校正文化的方向，这种反思理性与悲悯情怀拒绝革命。别尔嘉耶夫说过，“革命是旧制度的现象，它本身不是新世界，革命中最强烈的东西是对以前制度的否定，仇恨永远大于爱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未能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反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秩序，使文化的价值传承产生了深重危机。革命文化中依托的信仰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性而产生的主观意志，因此并不具有信仰的本质意义。雅斯贝尔斯说，信仰对信仰自身也并不理解，因此，文化的悲悯不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其情怀来自真正信仰的照耀。宇宙的终极秩序期待着人类自由地回应自己的呼唤，期待着利用文化的维度回应宇宙宽阔的爱以及参与对邪恶和黑暗的征服。这里的反思、批判和悲悯不是炫耀性的道德形式，而是贯穿在文化本质中的对于宇宙深层问题的自然回应。既不是出自外部力量的驱使，也不是主观意志的作用，它源自宇宙的原本秩序。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依托宇宙的终极精神和普世价值来反思我们的文化时，所有的良知都会感到滚滚而来的惭愧和痛苦，因为我们发现多少年来是什么在支撑我们的价值体系。在人的有限性面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回望人类的灾难和命运，应该把爱与悲悯的种子重新撒在长久被破坏而干枯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是上帝留我给我们的机会。
　　
　　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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