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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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并未谈论哲学危机，更没有要告别哲学，抛弃哲学；他只是认为西方哲学有病，哲学病还得用哲学来治，他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来治疗传统哲学的疾病。他没有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明确看到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然而，他对西方哲学的诊断和治疗，实际上却揭示了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思维的根本关系。他的哲学使我们看到，哲学的危机并不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个没有价值而被人错认价值的事业；也不是因为现代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哲学；而是因为哲学自身产生了病变；或者说，哲学自己不断背离自己的初衷而陷入深刻的危机。哲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当代世界的正当性所在，必须超克现代性的哲学定位。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提供了下列提示： 哲学并不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是追求理解世界之可能性及其逻辑(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前提，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世界之道(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作为整体的存在或整体性)。哲学并不是说明世界的理论，而是理解世界的活动。因为哲学不是科学知识，哲学对世界的理解蕴含评价，而非价值中立，哲学应该体现世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首先体现在人生理解的合理性中，因为理解人生与理解世界是不可分的。“如果哲学探索就是发现存在的首要意义，人们就不能离开人的处境来研究，相反，必须深入这一处境。”(84)哲学不完全是理性的活动，而是知情意统一的活动。因此，当代学院形态的哲学是病态的哲学或不正常的哲学，因为它排斥了众多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85)西方哲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都对这种现代性的学院哲学持坚决的批判态度。针对西方学院派哲学家日益脱离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梅洛-庞蒂指出：“为了将哲学的根基置于地球之上，需要的恰恰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86)列维纳斯则认为传统西方哲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我对他人的责任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要通过将体现这种责任的伦理学确立为第一哲学来反对西方自我哲学的传统。而阿多则通过对古代哲学的阐释来提醒西方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87)而这种哲学传统，已经被许多哲学家遗忘了。 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有它自身的种种问题，但是却对上述西方哲学的问题具有免疫力。首先，中国哲学持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始终在事物的整体性上看问题，始终要求哲学思想提供整体性的理解。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是实践先于理论，主张知行合一、学行合一，从来没有发展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理论、纯哲学。中国的哲学向来既是哲学，也是生活方式。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主客体分类的毛病，自然也不会有由此分裂产生的种种问题。可是，由于国人近代以来按照西方现代哲学观来理解传统哲学和改造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也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其实是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一个曲折变种。就此而言，解决哲学危机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话。在克服哲学危机的事业中，具有现代哲学病免疫力的中国哲学，其意义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页。 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1页。 ③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77页。 ④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221页。 ⑤参见玛格丽特·J.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⑥参见Alexander Koyré,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7. ⑦Michael A.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262. ⑧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⑨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95页。 ⑩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224页。 (11)参见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24. (12)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3)参见Plato,Republic 546a. (14)Michael A.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p.281. (15)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p.288. (16)Jürgen 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33. (17)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2页。 (18)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3页。 (19)I.Kant,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d.29,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80,S.9-12. (20)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39-840。 (21)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8,S.26. (22)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宣称，“哲学的破产清算问题”作为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显示我们时代困境的症候(W.Theodor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oton,New York:The Continuum Press,1973)。 (23)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26. (24)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26. (25)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42. (26)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7)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6页。 (28)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6页。 (29)参见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8-149. (30)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12. (31)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6页。 (32)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1页。 (33)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1-82页。 (34)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2页。 (35)参见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上册，江畅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3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东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8页。 (3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1页。 (38)卢梭严格区分了自爱和自私之爱(amour proper)，后者是不自然的过多占有和支配他人的欲望；而前者却是天生的，会自然发展为对他人的爱。 (39)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一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40)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批评道德感理论是“把一切都置于追求个人幸福的欲望之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页)。 (41)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42)“你应该”这个实践理性的基本命令式就表明了这一点，人要超越他实存的实然，或把应然变为实然。应然也许是无条件的，但实然总是有条件的。实践理性的实现一定是有条件的。 (43)参见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p.137. (44)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p.138. (45)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p.168. (46)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4页。 (47)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p.18. (48)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69页。 (49)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 munikativen Handelns,Bd.1,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8,S.15. (50)张汝伦：《现代性与哲学的任务》，《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 (5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44。 (52)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江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53)L.Wittgenstein,Notebooks,1914-1916,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eds.,trans.G.E.Anscombe,Oxford:Basil Blackwell,1961,p.93. (54)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Werkausgabe Band 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5,S.9. (55)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尤其是《逻辑哲学论》的基本学说，只有最终与世界中的事实有对应关系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无关世界中的任何经验事实，所以它的命题是“无意义的”或“无关意义的”。 (56)参见K.T.Fann,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Berk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26. (57)K.T.Fann,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p.28. (58)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第8页。 (5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6节。 (60)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92节。 (61)维特根斯坦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比喻哲学显明世界整体性秩序：“一个哲学问题就像是探究社会的组成方式。它就像是一个社团在必须要有规则却没有写明规则的情况下开会：各个成员都有一种本能，使他们能在彼此相处时遵守某些规则，但一切也变得更难，因为没有明确宣布会议主题，也没有重新安排阐明各种规则。因此他们把他们的一个成员视为主席，但他并未坐在桌头，也没有任何办法将其识别，这使得事情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一起来安排秩序和阐明秩序。我们让主席坐在一个容易识别的地方，让秘书坐在他附近的一个特殊小桌旁，让其他普通成员坐在桌子两旁，如此这般……”(转引自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in Brian McGinness,ed.,Wittgenstein and His Tim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6) (62)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2. (6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09节。 (6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9节。 (65)A.W.Moore,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Making Sense of Thing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22. (66)A.W.Moore,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Making Sense of Things,p.255. (67)参见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7章“维特根斯坦其人和他的后期思想”，殷亚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236-279页。 (68)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41页。 (69)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43页。 (70)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55页。 (71)L.Wittgenstein,Zettel,Oxford:Wiley-Blackwell,1981,§458. (72)G.E.Moore,“Wittgenstein's Lectures in 1930-33,” Mind,vol.64,no.253,1955,p.312. (7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89节。 (74)M.O'C.Drury,“A Symposium,” in K.T.Fann,Ludwig Wittgensten: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New York:Dell,1967,p.68. (75)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18节。 (7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89节。 (77)阿兰·巴丢：《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78)他很早就说：“我的工作已经从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世界的性质”(L.Wittgenstein,Notebooks,1914-1916,p.79)。 (79)L.Wittgenstein,Vermischte Bemerkungen,Werkausgabe Band 8,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4,S.483. (80)L.Wittgenstein,Zettel,§160. (81)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25. (8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6节。 (83)黑格尔：《逻辑学》上册，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1页。 (84)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页。 (85)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西方语言都导致了一种坏哲学(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13)。 (86)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24页。 (87)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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