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切·格瓦拉到马尔克斯，拉美知识分子是救赎者还是拦路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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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阿根廷的“圣母”打破了民粹主义历史上的所有纪录，她每天接待几十个代表团，疯狂访问工厂、学校等各种机构，出席各种开幕仪式。她会亲自询问每一个的状况，会亲吻麻疹病人，会拥抱那些衣着破烂的穷人，这也颇具表演意味——她让大家与人类经受的痛苦产生了共鸣。当然，她将阿根廷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阿根廷的后代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巨额的负债、贫困和吞噬一切的严重通胀，阿根廷也从一个发达国家慢慢沦为处于破产边缘的国家。
埃娃·庇隆，又译作艾薇塔·贝隆，常被称为“贝隆夫人” 克劳泽认为，切·格瓦拉和埃娃·庇隆在政治光谱上是左右两个极端（庇隆政府跟纳粹党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也是二战后许多纳粹战犯会逃亡阿根廷的原因），但是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救赎者的形象、极富传播力度——如今，这两个极端在拉美的“粉红浪潮”中得到了结合。克劳泽一直都是拉美右翼军人政权的死敌，但是他也批判“粉红浪潮”中的左翼民粹主义。 有许多国际局势观察人士认为，自2015年以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拉美“粉红浪潮”正在走向衰退，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开始增强。克劳泽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不认为‘粉红浪潮’正在衰落。埃沃·莫拉莱斯的政党在玻利维亚取得了胜利，马杜罗仍在执政，古巴在这六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变，其对委内瑞拉持续保持着巨大影响力。墨西哥有一个自认为是 "左派”的政府，尽管许多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一个打着左派旗号的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府。另一方面，确实，巴西的卢拉已经倒台了，执掌政权的博尔索纳罗显然不是“粉红浪潮”的一员。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和博尔索纳罗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到现在，左和右这两个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不平等斗争。” 民粹主义是拉美的一个痼疾，如今似乎有泛滥于西方世界之势。克劳泽认为，“不管民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如何，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点——魅力型领袖、垄断言论、动员群众、攻击媒体、蔑视科学和客观真理、捏造内外敌人、煽动仇恨。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像，特朗普、奥夫拉多尔、查韦斯、欧尔班和博尔索纳罗都是一样的。他们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并想结束它。西方的教训无非是，要试图通过民主手段打败这些民粹主义者。” 03
拉美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 对于拉美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因素。克劳泽在书里写道，在历史上，拉美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仰慕和失望的循环由来已久。至少有三代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曾将美国作为榜样，以致在某些方面完全照搬了美国的做法”。 在十九世纪初到中叶，由于受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同处美洲的拉美知识分子以效法美国为荣，对美国的仰慕几乎遍布整个美洲大陆。尽管美墨战争使得墨西哥失去了一半的领土，但墨西哥也丝毫没有减少对美式自由的向往，美国诗人惠特曼对此还曾感到十分惊讶。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美帝国主义扩张的野心的兴起，局势彻底发生了变化。拉美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羡慕美国的国会政治，另一方面对其野心和强权感到担忧。门罗主义将拉美当作只能让美国染指的后花园。古巴沦为美国保护国的遭遇，震颤了许多拉美知识分子的心灵。 从此之后，拉美的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许多自由派成员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向他们的对手保守派靠拢——他们最终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的理论。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所写的《爱丽儿》就是反美主义的圣经。罗多认为，拉美文化比美国的功利主义文化具有优越性。当时法国的实证主义在拉美很流行，罗多不认为实证主义与天主教有所矛盾，他在《爱丽儿》中为实证主义注入了新生命，以此来抵抗盎格鲁-撒克逊的功利主义。
何塞·恩里克·罗多 此外，《爱丽儿》还回应了“美国天命论”。自黑格尔以来，十九世纪的许多欧洲哲人基本上都认为，发达大国终将吞并落后国家，并视其为文明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支持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这不符合今天的国际道德的标准（尤其在威尔逊原则之后）。但是，支持吞并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欧美十分流行的正常理念。 罗多很早就不赞同这种理念，他认为，落后国家应该站起来，发展自己，扭转被奴役的命运。要实现这一目标，拉美国家得先发展教育。这也成为了拉美左右两派的共识。反美主义为拉丁美洲人带来文化上的共识。直到今天，这个共识依然存在。拉美也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相当高，大学里渴盼成为救赎者的学生也成为了拉美一代代社会运动中的主角。 自此之后，拉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图景变得鲜明。拉美饱受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因此，拉美的未来取决于“非美国的道路”。正所谓“病急乱投医”，在内忧外患下，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找来了各种各样的药方。 哲学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曾被誉为“墨西哥的良心”。他曾是墨西哥革命的文化领袖，他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拉美最具影响力的救赎神话。他曾热情歌颂马德罗主义——马德罗在当时被称为“民主的使徒”，他试图在墨西哥恢复已被遗忘的自由派理想。但他成了选举舞弊的牺牲品。为此，他发动革命当上了总统。好景不长，一场军事政变刺杀了马德罗，墨西哥的民主神话破灭。墨西哥开始进入混乱状态。 巴斯孔塞洛斯是马德罗的热心追随者。在马德罗被刺杀后，他陷入了对自身文化和艺术的内省，并开始转向普罗提诺的哲学，成为了新柏拉图主义者。他钟情于“哲人王”的理念，认为权力不该由军人掌握而必须由知识分子掌握。他还坚信拉美将诞生新的文明。他参加了1929年的墨西哥总统大选，无数墨西哥人对他有着救赎者一般的期待。但由于选举舞弊，他输掉了大选。由此，他不再相信民主主义，投向了法西斯主义，对纳粹德国高唱赞歌。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在采访中，克劳泽如此评价巴斯孔塞洛斯：“他并不是拉美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因为自193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明显更同情西班牙共和国和俄国革命，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巴斯孔塞洛斯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将他在1929年墨西哥总统大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在他仇恨美国后，由于他依然还是苏联的敌人，他就被希特勒蒙蔽了。出于某种我没有搞明白的原因，他最后成了一个愤怒的反犹分子：他认为犹太人在克里姆林宫和华尔街以某种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克劳泽所说，巴斯孔塞洛斯的选择并不常见。同样是在反美主义共识的旗帜下，20世纪的大部分拉美知识分子都选择左倾的道路。马尔克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在早年都选择了左倾。但是，后来他们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他们的晚年，马尔克斯继续选择左倾，并未改变；略萨则皈依了自由主义；帕斯则走上了一条折衷的道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这代表了上世纪拉美知识分子的几种主要选择。 在《救赎者》中，克劳泽尤其热衷于讲述帕斯的故事，读者也能看出他清晰的喜好，毕竟他俩是老朋友了。克劳泽说，“我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献给了他（帕斯），原因很明显，我和他在《回归》杂志一起工作了23年。奥克塔维奥·帕斯是20世纪乃至历史上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在书中，我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他出名的重要方面（诗歌），也没有涉及到他其他大量的文学作品（散文、传记、批评），我只集中讨论他的政治思想的转变。他一生都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想要的是具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学习榜样，但他并没有成为拉美知识分子的榜样，因为古巴革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深刻持久。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建设社会民主主义是可能的。他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为何这些知识分子的左翼倾向会发生转变？克劳泽说，“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转向显得非常艰难、漫长和曲折。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后，他与苏联决裂了。但他从未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巴尔加斯·略萨比帕斯年轻二十二岁，他曾是古巴革命的热心支持者。他一开始对帕迪利亚事件感到失望，但我认为，实际上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几乎有了真正的转变时刻：他皈依了自由主义，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出路（像帕斯一样），也是经济上的出路。他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他的一切痕迹，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马尔克斯由于他与卡斯特罗的私人关系，并未有所转向。
奥克塔维奥·帕斯 无论何种立场，克劳泽对拉美知识分子都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不管是帕斯还是略萨，抑或是马尔克斯，他们都曾寄希望于救赎——如何打造一个新的拉美社会。拉美独特的历史遗产因素是无法被忽略的。帕斯认为，仅靠自由主义不能带来新的秩序、新的社会和文明，19世纪在拉美的自由主义革命只是一种“表面革命”，没有真正的社会根基。帕斯对政治行动给予厚望——他希望能够建立新的秩序、新的文明——这也是一种救赎。 对于拉美知识分子，克劳泽总结评论是：拉美“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太少”。拉美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但他们通常只提出抽象的原则性意见。而且，他们经常囿于死板的教条主义，对于具体如何操作的实践性想法则不甚了了。 克劳泽说，“创造丰富的、广泛的、多样的、富有成效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但组织实际的革命又是另一回事。第一种是建设工作，这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工程（如卡尔·波普尔所提出的那样）；另一种是破坏性的工作，革命者摧毁现实，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重建。前者需要切实可行的想法，并必须要惠及具体的人。后者也许会将具体的人摆上抽象观念的祭坛上用来祭祀。” 不过，面对民粹狂潮，拉美知识分子的社会能量也早不如从前。克劳泽说，“在上一波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府（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现在的墨西哥）当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关键因素是那些有魅力的领导人（查韦斯、奥尔特加、莫拉莱斯、洛佩斯·奥布拉多），他们把自己在1960年代所接受的消化不良的马克思主义，与病态的个人崇拜相结合，重新演绎了旧的考迪罗主义。 今天的民粹主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者的晚辈弟子。现在大多数严肃的知识分子都采取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知道，民粹主义集中了权力，却没有产生财富或正义。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分量不如20世纪。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加缪、奥威尔、罗素、奥克塔维奥·帕斯等都是极具历史分量的知识分子。” 拉美到底该怎么办？拉美知识分子经常从世界各地采撷“先进”经验，却经常南橘北枳。对于拉美来说，世界上真的存在救赎者眼里的“万灵丹”吗？面对拉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困境，克劳泽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克劳泽对中国不甚了解，他说，“我们拉美人很钦佩千年的中国文化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拉美和中国之间需要更多对话。”此外，他一直很好奇，“中国这些年到底如何消化这些时代之间的剧烈变化？”因为拉美历史上每一次剧烈的变化，都产生了拉美世界难以消化的后遗症。对于这些后遗症，克劳泽认为，拉美救赎者们最缺乏的“务实”精神是一瓶解药：“我认为中国的许多价值观（纪律、国家目标、务实）对那些被救赎般民粹主义者所统治的混乱国家会有很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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