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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2)

来源：历史学人
作者：余英时
2021-08-06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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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当然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的文章，而且也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章炳麟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曾言：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中）、李（兆洛）所能窥也。 ［15］

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鲁迅从此便对《嵇康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民国二年以后，许寿裳常见他伏案校书，一部《嵇康集》便不知校过多少次 。［16］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思想人格方面所受到的孔融、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响，许寿裳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17］

在许氏所提到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文章里，鲁迅就特别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并且对他们“毁坏礼教” 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接着举出阮籍、嵇康都不要儿子学自己那种放诞，而嵇康“家训”中更是充满了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慎的话头。 ［18］

在这种地方，鲁迅简直和嵇康在人格上有一种认同的倾向。鲁迅虽然激烈，做人却有他“世故”的一面，其细心多疑之处与嵇康竟有遥相契合之处。据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海婴已经八岁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不知道父亲是鲁迅。 ［19］ 不知道鲁迅究竟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的办法呢，还是性格上的偶合。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是魏晋间以佛经配拟外书的所谓“格义”的老路子，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最有亲切的体会，但他的 “非孝”说也还是根据王充、孔融以来所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那一派的议论。 ［20］

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受欢迎的东西了。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鲁迅虽然后来很讨厌“国故”，但他自己仍然做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其中仍略有增益，距离他的逝世不过一年多而已。

已故的李文孙（JosephLevenson）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 ［21］

这个说法在美国流行一时，迄今未衰。李氏所言，当然不是全无所见，但终不免失之笼统、粗糙。中国的传统，其内容实在太复杂，不容易接受这种简单的处理。传统中非正统、反正统成分在近代的兴起当然和所谓西方价值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远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的异端有时也爆发为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继明代程朱陆王的争论之后，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都是一群僧道，并说孔子不得明师，所以其学十五年、十年才能进一步。这种大胆破坏的言论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22］ 这正是钱玄同在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齐撕破”的办法。清初的颜元也同样是一位最有破坏力的思想家，他不但反程朱陆王，同时也反训诂考证，他不但痛恨书本知识，同时也鄙薄知识分子。 ［23］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并未全面解体，又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这一类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罢了。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清代考证学由经而史、而子，异端学说因此渐渐地得到学者的整理，汪中治墨子，翁方纲便已骂他是“名教罪人” ［24］ ；即在儒学范围之内，也有“别子为宗”的情况发生。章炳麟推崇荀子，其源即可以上溯至戴震、钱大昕诸人。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而然地给后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绝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在开始已说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只不过是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予以初步澄清而已。

但问题尚不止此，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为那样一种特殊的形态，以至于它所悬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这更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在旧作中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曾引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的话说：这里面涉及了创造性那个因素，及其各种不可预料的途径。思想和行动都同样地牵连在内，不单是宪法之类才与政治传统有关，更要紧的是思想的模式（modesofthinking）。 ［25］

关于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症结最近已由林毓生先生加以疏解。 ［26］ 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非常概括地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CarlBecker）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他称之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摧毁了中古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旧天国。但是他们虽然用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而所建造起来的那个天国却依然如故。 ［27］

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中国大陆上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何以在五四60年之后，“民主”和 “科学”今天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鲁迅在五四时代谈到历史的时候，曾说：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按：指历史）的用处就在此。……Le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 ［28］

我们一查五四运动的旧账，便更觉得鲁迅的先见为不可及，当时他在中央公园所看见的孙女儿们今天不都变成老祖母了吗？ （本文摘自余英时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曹聚仁：《章氏之学》，见章太炎《国学概论》，175～176页，香港，1965。

［2］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学》序，5～7页。

［3］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68。

［4］ 顾颉刚编：《古史辨》自序，26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8页，台北：中华书局，1960，台五版。

［6］ 钱穆：《太炎论学述》，“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辑，128页。

［7］章炳麟：《訄书》，15～16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按：此篇在改为《检论》时颇有变动，足见章氏见解之先后不同。参看汤志钧《从〈訄书〉的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文物》，1975（11），及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第一章，东京龙溪书舍，1974。

［8］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再版自序及蔡元培序，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

［9］ 《訄书·学蛊》，24页。

［10］《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氏丛书本），并可参看黄侃《汉唐玄学论》，收入《黄侃论学杂著》，482～488页，中华书局，1964。

［11］ 章太炎：《国学概论》，57页。

［12］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本，1973，以下引鲁迅文字皆同），547～550页。

［13］ 许寿裳：《章炳麟》，78～79页，胜利出版社，1945。

［1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1970。

［15］见《太炎先生自订年谱》附录二，59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关于鲁迅“魏晋文章”多章氏的影响，看曹聚仁《鲁迅评传》，上集，26页，香港，1957。

［16］ 参看鲁迅《嵇康集·序》，15～17页。又“跋”云：“中散遗文，世间更无善于此者矣。”133页。

［17］ 转引自曹聚仁《鲁迅评传》，上集，47～48页。

［18］ 见《而已集》，502～504页。

［19］ 《鲁迅评传》，上集，310～311页。

［20］ 胡适：《我的儿子》，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四，687～69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1年三版。

［21］ JosephR.Levenson，LiangCh’i-ch’aoandtheMindofModernChina（Cam- bridge，Mass.1959）和 Confucian China and ItsModern Fate，3 vols.（Berkeley，1958～1965）。

［2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54页，商务印书馆，1937。

［23］毛泽东早年即服膺颜元之学，见李璜《学钝室回忆录》，36～39页，传记文学社，1973。

［24］ 《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七，598～599页。

［25］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7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26］Lin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79.

［27］见CarlL.Becker，TheHeavenlyCityoftheEighteenth-centuryPhilosophers，Yale UniversityPress，1932.

［28］ 《这个和那个》，见《华盖集》，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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