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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表现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2012-09-28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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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两汉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表现

    苏东天

    在王弼之前的全部哲学史，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重要性，而予以专门研究并建立理论，往往是凭借天才和经验积累，自觉不自觉地在予以运用。并且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纳入世界观之中，或混而为一。
  
    《周易》是殷周春秋时代的哲学经典，它的世界观是奴隶制巫术礼教“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阴阳八卦图式。“六十四”卦即是“究天人之际”的六十四类天人之道变化的一般规律，借所反映的事物本质与现象，以作为探究天人之际的吉凶祸福、帮助人们把握天道与人道的变化规律，赖以巩固与加强奴隶制“礼治”的统治。所以《周易》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一是属于奴隶制时代具有巫术性质特点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二是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是阴阳八卦图式，以此为准则来“究天人之际”的一切问题，而不是依客观世界为基础来“究天人之际”，就是说，是以图式思维规则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思维。所以《周易》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它的六十四卦“究天人之际”的内容，是包含着许多相对真理的材料，它们是无数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精神。由于“八卦”图式是以阴阳观为基础，而阴阳观乃是一种富有科学精神的哲学观念，能把握和反映“天道”与“人道”的辩证变化最一般的规律，所以阴阳观乃是一种具有朴素辩证法特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但是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框在“反复其道”八卦图式的思维模式中，是一种有限的循环论中的无限思维模式，它紧箍着古代人们的思维逻辑。

    老子《道德经》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周易》的绝对性思维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以取代“天命观”。“道”是彻底地批判了巫术阴阳八卦哲学，富有理性精神的新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从而揭开了我国理性哲学发展的新纪元。这无疑是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因此开创了春秋战国理性思想蓬勃发展的“百家争鸣”时代。老子的“道学”是宇宙生成论、构成论与本体论的有机统一，“道”既是宇宙生成的本源和宇宙构成的基础，也是“天道”与“人道”的规律，因此也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因为“道”含阴阳刚柔，“冲气以为和”而为道，从而使阴阳、刚柔观从“八卦图式”中解放出来，而变成了具有“道”性质的抽象思维规则，建构了他“道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由于老子“道”的基础是天文历法科学，因此被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特质和规律的绝对性所左右，形成了他“无为而治”的“道”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因此把《周易》贵阳贵刚贵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思想精神丢弃，改造成贵阴贵柔贵弱的“无为而治”的消极思想，不是“以德配天”，而是“弃德遵道”。所以，老子的“天道观”是具有朴素辩证法精神的，而他的“人道观”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消极的。老子的“道学”的成功在于他把《周易》的具体上升到了抽象的第一个飞跃，但未能完成由抽象到具体的第二个飞跃。所以王弼归纳老子道学的方法论是“崇本息末”、“以本统末”，而无“崇本举末”。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老子无力完成第二个理论飞跃，而堕入形而上学泥坑。所以老子的辩证法中既有积极的思想精神，又有消极的思想因素。所以就哲学的水准而言，《周易》及不上老子，而就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言，老子还不及《周易》完备而严密，如《周易》的阴阳、刚柔、相辅相成、贵刚处柔、贵中正、时中等原则是十分可贵的朴素辩证法原理。可惜老子未能予以继承与发扬，这可能是老子的知识结构擅长于“天道”的研究，故能把握其本质与规律，而弱于“人道”的研究，所以只能把握社会现象，而不能洞悉社会本质与规律，造成“究天人之际”哲学体系建构的流产。但老子毕竟把时代的思维引向了理性哲学的新阶段，在我國古代哲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功是非常伟大的，他为我国古代哲学史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使先秦哲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新天地。

    孔子年轻时曾拜师于老子，这位圣人，不仅掌握了老子“道学”积极的“天道观”，而且也了解了老子“道学”消极的“人道观”。所以，依《史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正是老子“道学”的弱点，孔子“仁学”的优点。王弼在回答裴徽关于圣人体无的问难时说：“圣人体无，无又不足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卷二）就是老子言无（道）却是始终囿于有（现象），老子是立足于有来论无，所以只有崇本息末，崇本统末，故体无应物而为物累也；而孔子不言无，是立足于无来言有，主言有，恰恰是将道与器、本与未有机地统一起来，做到了崇本举末、以本统末，纠正了老子以天道为本、人道为末的错误观念，坚持了以人道为本、天道为末的世界观。所以王弼在注《论语·阳货》：“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王弼在注《老子》三十八章时谈到人道社会“德”时才谈到“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这是王弼思想，也是孔子的思想，而非老子思想。孔子是在批判了老子消极的“道学观”，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的积极有为思想，这正是《周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发扬和发展。所以他既尊崇“天道”与“人道”的规律，又主张把握、利用“天道”与“人道”规律，把“崇本统末”与“崇本举末”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周易》和老子积极的道学观作为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建构起他的以“仁”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儒学体系。“仁”在周代是作为伦理道德观念，（在《周易》、《尚书》、《诗经》中均有反映。）而孔子将其提到“道”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成了儒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这是理论上之飞跃与创造。“仁”的根本基础是孝悌伦理道德规范，“仁”因此成了他儒学的世界观；并将《周易》中的“中正”、“时中”思想发展为“中庸”哲学思想，成为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由于孔子将“仁”与“中庸”提高到“道”的哲学高度，因此在“道”的精神下有机地将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了。孔子就是运用这一根本思想，来研究“人道”，总结上古全部历史经验，把握住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建构起富有科学精神的“儒学”的，以他“圣人”的智慧和胸襟，不仅批判地吸收了老子“道学”的积极思想精神，而且是吸收了“六经”的积极思想精神，站在努力建构民族理想“人道”的高度，为民族创建了理性主义的“人道”学体系。它与老子的“天道观”哲学体系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我国古代哲学体系建构的根本任务，也成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哲学体系发展的根本基础。     老子的“道学”，到了庄子手里，把“道”进一步绝对化，提出了“齐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天道”与“人道”同一，把上古的“天人合一”神学观念发展为“天人化一”的虚无主义，从而“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主张取消“人道”的一切文明，归于原始的自然界。这不仅错误地理解了老子“道”的本质，而且错误地运用了老子“崇本息末”之认识论与方法论。他把“道”的本质理解为是凭主观构想的“虚无”，来作为他哲学的最高范畴，再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念片面地运用“崇本息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得出了“齐物论”的错误认识论与方法论，从而导致他的哲学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主张消灭现世社会的—切文明，尽至恶生乐死，幻想墟无的“至德之世”和“真人”的绝对自由主义。这无疑是老子“道学”形而上学消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一步错误地发展与绝对化所造成的。所以庄子哲学是老子“道学”消极面的极端化，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唯心论哲学。然而不能否定，由于庄子思想上摆脱了一切束缚，努力超脱于现实之外，充分发挥思想的自由翅膀，把现实虚无化、幻想化，从而提高了他得意忘象的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他的文学天才和学识素养，使他的散文焕发出浪漫主义的光彩。不过，这也不能不归于老子理性道学积极精神的启迪与作用。所以《庄子》的一些篇章能够闪烁出很高的哲理，这无疑是他天才的闪光，可惜由于他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与残酷的社会现实，把他的哲学本质推向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所以他的消极人生哲学，总成为尔后动乱时代不得志或没落文人的寄命符和道教的主要经典。比如它使王弼的具有辩证法精神的玄学通过郭象的《庄子注》而蛻化为唯心主义哲学，终于与佛教哲学“心性论”合流，而走向没落。足见庄子哲学的巨大消极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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