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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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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