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眼泪之轻，电影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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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十月围城》在各地正式上映。如果换一种环境，如果我们不是被诸如《三枪拍案惊奇》之类的“话题”影片包围着又没有多余的选择，《十月围城》或许未必会被寄予如此大的期望；也因此，这么一部电影就被附加了许多电影以外的分量——它是一个导演十年的梦想，是一群香港影人毕功一役的荣誉之战，甚至，它成了今年贺岁档的“救赎之可能”。所以，看一部《十月围城》，我下意识地觉得负荷着难以承受之重，为电影本身，也为了电影之外的曲折。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牺牲，而这牺牲，我谓之革命。”这是《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一番肺腑之叹。而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他们未必理解这样的宏大理念，即便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革命之于他们的生活，仍是一个遥远的名词。就是这样一群还来不及“觉悟”的人们，倒在了通往文明的牺牲路上，甚至直到他们死去，都未必知道自己为何而死——那位被他们保护的大人物、那位未来的民主奠基人，从到来至离开，始终只留一个模糊的背影。 《十月围城》让人动容的，是它的信念之光，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其中固然有才智清明的青年学子，可更多——是街头走卒，为了报点滴知遇之恩；是飘零孤女，为了追随父亲的脚步；是潦倒遗少，为了完成自我拯救……他们中最后的主角，其实是香港这座城市，那是1905年的港岛中环，从维多利亚港码头到皇后大道，从史丹利街走到百花街，这一路，留下过孙中山的足迹，也为此浸透了更多人的生命和血液，然而在成王败寇的史书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十月围城》试图做的，是在历史的坐标系里，给这些人一个交待。 一部电影牵扯出许多故事，远的，是香港的历史；近的，是电影本身沉甸甸的制作史。导演陈德森想做这部电影，想了十年。当年，他与刘伟强同时向片商提交各自的拍摄计划，当《无间道》成为救市传奇，陈德森梦牵的“1905年的中环城”仍在飘摇风雨中。十年波折，他自己的生活几经起落；物是人非，他最初拟定的那张演员名单上，有些人已经不在了，比如张国荣。十年后，李嘉欣仍然出现在电影里，美人依旧，也只留一个依稀的影。香港影人和影业经历的风雨坎坷，叠印到了《十月围城》的胶片上，使这电影，几乎成了一个悲壮又哀婉的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的多情和伤情，成了《十月围城》最大的弱点。它在杰作的门槛上打个转，然后望而却步——它太煽情，甚至不免用力过度，它催发的泪水阻止了它可能到达的深度。当然，陈德森也曾坦言，他并不追求风格，他更希望站在观众的一边，让人觉得这电影是“值得”的。那么，以此为参照，《十月围城》是“值得”的，至少在这个贺岁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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