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安靖如：成为圣人，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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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真知”，我认为反省是一部分，但还要学习古代圣人是怎么做的，而且这种学习不是偶然或表面性的学习，而是不间断地学习和认真地思考，并且努力把习得的变成自己的。其实，这些不是很深奥，它不仅仅是儒家传授的一种理论，而且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礼貌”、“孝顺”。正如“内圣外王”，这不是说我们开始要修“内圣”，最后才能成为“外王”，两者是一种同步的过程。而且“外王”不是说一定成为政治家或统治者才是“外王”，对待邻居、朋友、同事，处理周边社区或者某一共同体的小问题，这些都是“外王”的表现形式。 记者：应该如何促进儒家思想(如“敬”、“礼”、“完美”)在提升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境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安靖如：对这个问题可以谈两点。首先儒家理论不是高不可及或者十分深奥的，不是只有圣人、君子才可以理解和实践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点我刚才也谈到了。我们在喝茶、吃饭中都可以做到，在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如何使儒家思想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其次，儒学是一个活的传统，学习并发展儒学也不仅仅是会读古书或会解读古书，虽然读古书、解读古书十分重要，但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千差万别，科学、政治、环境、国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学必须针对现实问题、挑战作出积极思考，以便更好地应对。我们不应把儒学看做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和保守的，传统很重要，但传统也在发展。 按照儒学的要求进行修炼可以不断完善，但“圣”、“道”当然也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圣”还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朝着这一方向不懈努力，但要到达至圣至美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儒学用贤人、君子、圣人来描写越来越高的境界。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即使如此，孔子并不真是圣人，而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因此向“圣”和“道”发展的空间总是有的，我们总是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修炼完美，这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但在现实中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当今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记者：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您怎样看待儒学的复兴？现代儒学要适应当代社会并发挥积极作用，应该如何处理“政统”、“道统”与“学统”这三个象度？ 安靖如：很多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很多美国学者都专心于先秦。我在学生时代对宋明理学更感兴趣，当然这也需要我对先秦有了解。因此，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儒学是一个很悠久的传统，不只是孔子、孟子等几个人的儒学。正因如此，我也对19、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儒学也比较感兴趣，可以称之为现代儒学、当代儒学或当代新儒学，说法较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词语。 谈到这，让我想起了我四年前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有人问我在研究什么，我说现代儒学，他于是就认为我是在研究牟宗三的思想。我于是回答说，我研究儒学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应该把儒学当做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而不仅局限于关注某一个人。最近，在中国有所谓的儒学复兴的现象，我不是社会学家，因此没有专门去调查具体有多少人回归儒学，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要看现在、看未来，思考我们现实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回到古代，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要让复兴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点很重要。二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想找到一个包罗万象、什么都能解释的体系，我认为这样的追求有些不切实际。现在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比如，马克思主义当然很重要，一些西方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不重要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排斥其他思想的生存空间，如儒学。我认为儒学是中国多元思潮中的一部分，这与蒋庆所设想的儒学有些不同，他认为所有都应归结为儒学，他在《政治儒学》一书中，对儒学的解释，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他还是承认必须有变化，但不赞同多元化，而是希望中国回到一个完全儒学的社会。我相信，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不但无法做到，而且即使存在，也将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记者：汤一介先生提出“礼法合制”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礼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教化，也带有制度性质，如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两志：刑法志和礼乐志。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安靖如：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它不适合现在的社会，而且它对以前也存在一些不良影响。在这方面我很欣赏牟宗三的说法，牟先生觉得我们个人的道德所追求的进步必须受到一种限制，即政治上的法律和人权，简单说，就是连圣人也必须尊敬法律、尊敬宪法，而不是说只要是圣人，就可以无所不作，就可以说圣人说什么都是对的。政治上的价值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地位，政治价值始于道德，但发展出来后有其独立地位，牟先生称之为“自我坎陷”，这个思想是从黑格尔那来的。我十分同意牟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说礼法要分开，如果法律、宪法没有独立地位，那么会引起严重后果。 儒学强调一种平衡 记者：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指出，要研究欧洲哲学，不能绕开中国，因为中国和西方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哲学体系，你只有在了解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再反观西方哲学，才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西方哲学的优点和问题，从而促进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您持何看法？ 安靖如：我很赞同于连的观点，要真正了解自己，必须要反观他人，从而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这还不够，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还需要互相学习，不是说学习后彼此会达到同一个价值体系，双方依然会比较多元化、有各自特色的。比如，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思想后，他们会作出一些调整，从而促进美国的发展，但美国还是美国，不会成为中国，中国对美国的发展有一种刺激作用而不是使之全盘中国化。更具体一点，比如美国人学儒家的“礼”，美国人会从自己的立场借鉴儒家的“礼”，来完善自己的举止。相互学习是很复杂的，是一种相互渗透。又比如，美国菜受到日本菜的影响，吸收的日本料理注重视觉享受的特点，因此，在美国一些很高档的饭店，他们借鉴日本料理的理念来摆设美国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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