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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意义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慧
2012-09-2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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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的崛起与失落
　　——谈全球化时代德国多元文化（1）语境中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意义

　　杨慧

　　提要：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在至今背负着纳粹法西斯排犹和种族主义歧视罪名的德国，一支底层外国移民的电影人队伍异军突起，并以讲述他们边缘生活的叙事赢得了德国以及国际影坛的瞩目。今年3月以来北京德国歌德学院先后在市里和北京电影学院放映这个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的代表人物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1973—）的六部作品。借此机会，本文从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产生与近半个世纪来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的德国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彼此关系出发，概述这个导演群体作品的移民叙事内涵，并透视其中流露出的双重性美学价值：一方面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平等宽容而觉醒生长的“他者”自我意识和“他者”视点的审美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多元导致的精神无家园的悲剧性审美体验。为整体理解和欣赏这批德国土耳其移民导演的作品提供一个视角和相关信息。
　　
　　关键词：土耳其移民电影 移民叙事 全球化 文化多元 文化身份困惑 精神家园失落
　　
　　2004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土耳其裔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的《撞墙》（Gegen die Wand，又译《勇往直前》）为德国电影赢得了18年未遇的金熊奖，也印证了近十余年来活跃在德国电影界的一个颇具阵容的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的成就。至今，这批导演仍在努力创作，不仅其艺术风格和技巧日渐成熟，其移民叙事话语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展和升华。对德国电影和世界电影来说，它体现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批土耳其移民导演在自己的影片中建构了一种规模性和个性具备的移民叙事话语。进一步看，这个移民叙事的成就又折射出我们这个全球化日益加速进展的时代的文化特点：一方面，其移民叙事的内涵作为一种社会边缘/“他者”话语，反映了全球化导致的国际移民现象加剧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不平等经验。另一方面，土耳其移民叙事在德国电影中之所以获得高度认可，最终又是这种多种文化并存的现实所要求和激发的文化多元的平等理念使然，正是文化多元的理念和意识赋予了长期被挤迫于边缘的少数文化群体以主体性权力。然而，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移民叙事又揭示出，真正身置多元文化之中的个体必然会遭遇不断重新选择和定位文化身份，乃至无所适从的困惑，并且精神家园也因此更加失落的新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的移民叙事，都可以被看做当代全球化文化多元时代的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个案。

　　本文将从其移民叙事的产生与近半个世纪来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的、德国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彼此关系出发，概述这个导演群体作品的移民叙事内涵，并透视其中流露出的双重性美学价值：一方面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平等宽容而觉醒生长的“他者”自我意识和“他者”视点的审美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多元导致的精神无家园的悲剧性审美体验。
　　
　　“他者”的底层起点——土耳其移民在联邦德国

　　有研究者指出，全球化进程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各民族之间的物理距离正在缩短”。（2）其中突出的是国际移民现象加剧，后者导致了全球化话语意义上，异民族之间物理零距离的接触。在当今世界民族间仍有政治、经济强弱不同、文化个性差异的现实中，这种短距离接近的异民族关系，必然不能逃避不同民族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关系以及文化上的彼此冲突，乃至移民自身苦于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等文化身份的多重矛盾和选择。在移民国家和地区，毋庸置疑，声息相闻的异乡人和本国人会不同程度地身处这些矛盾的张力场中。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侨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和德国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关系也不外乎这种关系模式。

　　二战后，在全球范围内移民潮进入涓涓细流的五十到七十年代，（3）西德、奥地利、瑞士等发达国家却开始由政府主持大量输入外国劳工，（4）以补充本国劳动力欠缺。当时，进入西德的最大劳工群体是土耳其人。（5）欧洲几国这次劳工引进虽是经济举措，但也使欧洲社会后来出现了集中的移民文化及其与其本土主流文化的复杂关系。

　　无疑，“客籍工人”在全球移民群体中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一种。（6）他们为谋生而背井离乡，在旅居国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当时奔赴西德的客籍工人也都进入了德国社会最艰苦的行业，做了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和清洁工，更有蔬菜水果摊贩等。而土耳其移民，在文化上，除了语言不通之外，他们的伊斯兰教及其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诸如宗法式感性的人际关系，传统的性别观、婚姻道德观等等）与西德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许多现代文明更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文明和经济发达的西德的土耳其劳工是一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受歧视和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在现实中完全被排斥在德国社会的底层，而且其文化形象在西德的主流文明中，也是一种碍眼的“异类”：既是孤苦无依，受剥削、歧视的“苦力”，又是粗蛮无礼，甚至是暴力和犯罪的嫌疑对象。虽然随着时间和德国相关政策的改变，这些客籍劳工中的很多人后来留居德国，获得了移民身份，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仍然是外国人和底层人的形象。除了以弱者之态，寄人篱下之外，他们和德国主流社会的关系也基本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要求，更有与德国人共处的喜怒哀乐，但是白人中心文化之外的“他者”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在德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自觉性，也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文化的表达和参与话语权的边缘群体。

　　鉴此，土耳其移民形象在文化上自然不登德国主流社会的大雅之堂，电影界尤其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本土的银幕上，有少数“68年一代”德国导演和几位移民出身的电影人，前者以社会同情之态，后者以诉苦的方式，表层地涉猎过德国社会中外国移民的艰辛处境。而全面具有规模以及深入地将外国移民的社会生态搬上银幕，进行审思，则是90年代后叶的事情。
　　
　　崛起于文化多元时代的宽容语境——土耳其移民叙事的审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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