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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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幸的男人:头发稀疏,面若苦瓜,身材就像保龄球瓶;老婆也随着他人到中年,胸上的肉转移到屁股上,身材就像保龄球,丑还罢了,而且凶悍。保龄球一旦撞击球瓶,男人就像炮弹一样带着脆响飞出家门,身体还被弯成折叠椅的角度。从地上爬起来,报一个揶揄的媚笑,然后乖乖回到家中,等待下一次撞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漫画书《双响炮》时的惊叹。当时看的是台湾版,后来大陆也得以引进,由我所供职的出版社出版,由此也与朱德庸结下了一段交情。 朱德庸有着台湾人的礼数和风度,每次来大陆,他和太太都要大包小裹,为这边的诸多相识好友携带礼物;同时他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和才气,用他太太冯曼伦的话说,单是朱德庸漫画书边栏上的补白,就够奢侈的了,每一条都能再画成漫画。 在我看来,朱德庸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和抽离后的深刻再现。20年前,年轻未婚的他服兵役时,画起了反映夫妻生活的《双响炮》,结果他的母亲在菜市场经常被邻居质问,为什么对老公要那么凶。这样的角色差一直存在于朱德庸的创作生涯中:结婚后,他将单身女性的生活绘入《涩女郎》;人到中年,《醋溜族》开始描摹都市新人类;做SOHO一族良久,又画起了《关于上班这件事》。居于此岸,而能体味到彼岸的光景,这就是艺术家。 我俩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喜欢神秘玄疑的事物,喜欢好莱坞明星梅格·瑞安,还有一条,我们小时候都写过同样结尾的作文:对岸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去解救解放他们。由于这些相同点,我们的相处还算愉快———抛开工作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来北京不久,我就告诉了他“贱”这个字眼,及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内涵。他马上同意,犯贱是男人的一种美德,于是,“贱啊”成为我俩交谈中的最常用词汇。 标准的双响炮故事是这样的:夫妻俩一起看电视剧,剧中男女主人公深情款款地说:“让我们彼此相爱,海枯石烂,永不分离。”两口子大为感动,将手握在一起。然后剧终,出字幕:“本故事纯属虚构”,两人看毕,颓然分手,苦瓜着脸洗洗睡了。 人生的悲哀和无奈,到这一步也就行了,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过啊。 词人乔羽有一次开讲座,有人问他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乔老爷说:“我的诀窍是一个字:忍。”这时他的太太在旁边插话道:“我的诀窍是四个字:忍无可忍。”在我看来,乔奶奶比乔老爷悟得要深,乔老爷只是认识到人生需要忍,乔奶奶却认识到了人生没什么可忍的。这才是真正的心无挂碍。 在漫画中将人生的况味琢磨一遍后,朱德庸和娇妻玉儿在现实中生活得有滋有味的,这也是“贱”的境界吧。 只是有一个困惑一直存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年,我陪他去杭州接受电视访谈,他谈到与太太一起上街,温顺地接受太太的命令,太太喊“闭嘴”,他就不再说话;太太说“张嘴”,他就开始说话哄太太高兴。这一场景令演播室里许多生活在一团怨气中的观众啧啧生叹,而我则开始思考一个语言学问题:“闭嘴”的反义词是“张嘴”吗?似乎不大对头,那么到底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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