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谈现代文学史必然要谈起创造社，谈起创造社必然要说起被郭沫若称为“创造社的摇篮”的泰东图书局，而当时泰东图书局的经营者，正是赵南公。

　　赵南公，河北曲阳县人，生年不详，约卒于1938年。对于如今生寿几何都不太容易弄清楚的这么一位老出版人，却常常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提及；因为，治现代文学史的人必然要谈起创造社，谈起创造社必然要说起被郭沫若称之为“摇篮”的泰东图书局，而当时泰东图书局的经营者，正是这位赵南公。

　　泰东图书局1914年成立于上海，起初是政学系的出版机关。讨袁之役胜利以后，泰东的股东们都到北京做官去了，无形中将书局交给了经理赵南公。民国初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大行其道，赵南公也跟着潮流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消遣作品，颇赚了一些钱。但同时赵南公亦敏锐地感觉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时代即将过去，于是“决定放弃过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
 
　　为此，赵南公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因为泰东出版上的新起炉灶，使得它原有的发行路线不复发生作用，以前为卖书而给各地书店铺设的“账底”，由于双方不再有贸易往来而失效，而新书的发行，又必须重新“打桩”。久在书业的赵南公，对这一抉择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自然心中有数。但正是他当初毅然决然的“舍”，才有了后来与创造社结缘的“得”。

　　1919年新文化运动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泰东也在出版上做好了蹚新路的准备。从1920年至1921年初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泰东图书局编辑了两个杂志——《新的小说》和《新人》，承担了《民铎》、《评论之评论》、《家庭研究》、《国民》等期刊的发行，开发了“新人丛书”、“新潮丛书”、“小本小说”三个系列的图书选题，出版了胡怀琛编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陶乐勤译的《政治经济学》、邵飘萍著的《失业者问题》，以及杜威的三个演讲集《教育哲学》、《哲学史》和《实验论理学》等单本图书。泰东出版的这些书刊，均属于“新潮”范围；而当时出版界，“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艳情小说和黑幕大观。”敢于或者说乐于出版这些“新潮”书的，只有亚东图书馆、群益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家。泰东能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棋先一着，除旧布新，确实体现了经营者赵南公不凡的胆识和勇气。
 
    然而，初涉新潮的泰东出版的那些新书刊，销路并不理想。1921年2月至4月，赵南公准备改组泰东编辑部，并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改革计划：“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同时打算介入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他请来了湖南人李风亭，并聘请了李风亭推荐的尚在日本留学的成仿吾。1921年4月，成仿吾抵达上海，与成仿吾同行的还有不请自来的郭沫若。成、郭二人原本为他们的同人刊物寻找出版单位而来，恰好急需用人的泰东图书局给了他们一个接触出版界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被泰东收留的郭沫若，在1921年4月3日至5月27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湖梦》，标点了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这三本书都称得上是出手不凡。仅一年时间里，《女神》便印了3版，《茵湖梦》印了6版，《西厢记》也印了3版。郭沫若富有成效的出色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首肯，同意为创造社出版同人刊物。这对当时的创造社同人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收获。创造社当初酝酿时，同人们为寻找刊物的出版合作者，可谓是费尽了周折。泰东给了他们新生的机会，郭沫若称其为“创造社的摇篮”，并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也暗暗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像那时还未成型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刊物找到了婆家，社团便有了基础。1921年6月8日，“五四”新文学时期最为著名的社团之一——创造社宣告成立了。
 
　　从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至《创造周报》1924年5月9日停刊，前期创造社的活动时间近3年。这3年的“创造”历程是与泰东图书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3年时间里，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社书刊主要有：《创造》季刊共6期、《创造周报》共52期、《创造社丛书》共9种、《世界名家小说》共6种、《世界少年文学选集》共6种、《辛夷小丛书》共4种。

　　前期创造社的全部实绩都凝聚在这份书单里。就是凭借这些书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掀起了中国新文学界旋转翻腾的波涛，泰东图书局也开始备受瞩目。这几年，正是泰东书业经营史上最为生机勃勃，最为辉煌耀眼的几年。出版与文学、出版与社团，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因出版而兴盛，出版借文学而繁荣。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提供了一个文学和出版相得益彰的典型范例。

　　虽说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合作，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两个机构之间在打交道，但实际上，创造社在那时只是一个对外的称呼，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创造社之于泰东图书局，处在一种不明朗的被动位置上。创造社的主要大将郭沫若及其家人曾经寄居于泰东编辑所里，虽给泰东编辑书刊，却不曾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既无合同，又无聘书，工作报酬既少，数目尚不确定，还只能三块两块地到柜台上去取，居住环境又相当不如人意。赵南公这种“江湖式”的做法，导致了声誉日隆的郭沫若等人的不满，并最终走向双方的决裂。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决裂后，并没有完全能够从泰东收回书刊的版权。大革命前后，政治形势造就了新书业的黄金时代，泰东继续印行创造社的书刊。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泰东依然保持着锐进的风格，然而，它在创造社时期的风光景象已不复存在。与创造社决裂后的泰东，还出版过梁实秋、闻一多主编的《大江季刊》，潘汉年、叶灵凤主编的《幻洲月刊》，蒯斯曛、马彦祥主编的《白露月刊》，高长虹、高歌主持的《狂飙月刊》和《泰东月刊》等。原先泰东早想涉足的教科书领域，后来只出版了艺术一个单科门类，未能形成气候。从笔者翻阅的《申报》书刊广告栏来看，泰东是图书促销做得比较频繁，也是花样名堂比较多的一家，民国时期出版社办读者俱乐部，借以促进本版书销售，就是从泰东开始。这也反映了赵南公始终如一的新进作风。

　　然而，不健全的人事管理、混乱的会计制度、一味“放账”而没有约束的销售方式，都给泰东的正常发展投下了阴影。在泰东工作的许多职员不安于现状，一旦有好的机会就试图走人。后来的业界中，光华书局创办人沈松泉、上海联合书店和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梁溪图书馆创办人黄济惠、群众图书公司创办人方东亮、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都是从泰东图书局出来后单干的。1926年组建的创造社出版部，也主要是出于对泰东的不满而成立的。如此多的出版人才从泰东流失，说明了赵南公书确实做得不得法。而他本人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精力。因此，泰东不能在后来挽回它的颓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终于，辉煌一时的泰东图书局，竟渐渐地黯淡了。抗战前不久，赵南公本人甚至靠着几副创造社丛书的纸型租给别人印，收一分钱一本书的租金过日子。上海沦陷以后，他的生活更加困苦。据说当时伪政府中颇有他的一些熟人在做高官，想“提拔”他，但他不屑去同流合污，宁愿忍饥耐冻，最后寂寞地死在一个亭子间里，身后萧条之极。

　　随着赵南公1938年的逝世，泰东图书局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从创立到消亡，历时共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