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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收到一份讣告，又一位老先生去了。
和许觉民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2004年的夏天，我采写一个和三联书店和邹韬奋有关的题目，辗转联系到他，他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三联之一生活书店工作。
电话里，他非常详细地告诉我他家的位置和路线，及公共汽车车次，还特意说到，院门口在修路，下车后要怎么绕。
在那之前，我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有个著名的外甥女林昭，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被迫害至死。去之前我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所以当电话中他那么熟悉地提到公车路线时，有个念头我在心里闪了一下：以他的级别，出门难道不应该有小车吗？
那年他83岁，很瘦弱，一个人住，子女都不在身边。因为白内障的缘故，看东西只能看出轮廓。日常起居由一位保姆照顾，保姆的工作还包括每天给他念报纸和信件。
他住的房子是中国社科院的老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那种5层砖房，三居室，当时可能也算是高干楼吧。房子里面还保持着原来的老样子，水泥地、石灰墙，沙发也很有些年头的样子，还是那种窄窄的木扶手。
采访大概两个小时左右。他的记忆力非常清晰。他说，有一次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
年轻的许觉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拿着这封信去问韬奋先生。许觉民说，他记得邹韬奋先生当时回答说：将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人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
老人非常和善，大约也是因为寂寞，谈兴很高，到后来，甚至有点像是他在采访我了，“你这个记者职业……你们报社……”等等，他都很有兴趣。
收到的这份讣告是由社科院文学所发出。官方评价中，除关于“热爱党热爱人民”之类的话外，涉及对人格品德的说法是“他为人正直，克己奉公，原则性强，生活简朴，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及亲属，从不搞特殊化”……
关于他在现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著作，讣告中也有提及。不过，他曾编过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小册子，未列其中。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外甥女林昭的。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干了一件说起来有违记者“职业道德”的事。离开前，我犹豫再三，还是张嘴问道，您编的那本关于林昭的书，还有吗？
他很高兴：你知道她啊？他马上到别的房间取了一本，送给了我。
大约半年后，我在书店看见这本书出了另一个版本，当即买了5本，送给几位一直想要而不得的朋友。
许觉民送的这本《林昭，不再被遗忘》，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的，印数是5000。2004年12月2次印刷时，书名改为《追寻林昭》，印数未知。无论如何，再次印刷，说明这本书，还是有一定读者的吧。
之后，我收到老人手写的一封信件。信中说他听说我们《中国青年报》的版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林昭的文章，他找不到，问我能否帮忙给他找一份。信上的字写得间距很疏，有两页，以他的视力，写起来应该费了不少力气。其实他打一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他也许是为了显得郑重，或者，这是他们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习惯吧？
我找到报纸，按地址寄了过去，附了一封短信，大概就是感谢他接受我的采访，请他保重身体之类的话。我也有意把字写得大了一号，想着即使是保姆读给他听，也可以省点眼力吧。那之后，就再无联络。如果不是这份讣告，我也难得想起他。讣告的最后注明：“根据许觉民同志生前嘱托，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许先生2006年11月13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遗体于11月14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火化。
写下这些，不是为了纪念，只是为了自己记得这一件事。记者这个职业，让我们记住的东西太多，但也实在太容易让我们遗忘一些东西了。
■编辑手记
编辑在编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内心感慨不已。许觉民先生是《南方周末》副刊的重要作者之一。记得1997年秋天，他的《深秋的北风》一文在当年的“芳草地”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编辑收到许多来电来信打听作者何许人，并为这样的好文章击掌。文章记叙的是一位下岗工人逆境求生的曲折故事，读来催人泪下。本报记者进而以该文为线索，采访过许觉民先生。人事有代谢，如今斯人已去，那样至诚的文字已不易求，特发本文，以志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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