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纪念“朦胧诗”和《今天》创刊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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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到“朦胧诗”(那时还没有这个说法)是在1979年早春,那时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头年年底创刊的蓝色封面的《今天》,它带给我们的惊喜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像芒克的“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北岛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真像雷霆一样从我们的心头滚过。这本油印刊物很快产生了它的反响,后来我读到多多的《春之舞》“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树木/我听到你嘹亮的声音”,我才完全意识到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在向我们走来。 作为一个从知青点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进入大学的文学青年,我有幸赶上了那个时代。那是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醒来的时代,是一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是一个对历史进行批判和揭露、并不得不为思想重新寻找根基的时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今天》应运而生:它唤醒并激动了整整一代人。 的确,即使从“启蒙”的角度看,《今天》的划时代意义,也可以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相比。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今天》和“朦胧诗”都是最不可抹掉的记忆。作为一个被照亮者,我会永远带着对它的感念之情。 后来读到更多文革时期“地下诗人”的诗,对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没有那些更早觉醒、也更勇敢的人,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前不久读到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这样评述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随着诗最后北京站“缓缓的移动”,“如同一场地震,旧秩序即将解体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在历史上的意义。 就中国新诗发展而言,“今天派”诗歌终结了一个伪诗歌时代,无情地宣告了它的破产。它几乎一下子就使诗回归到它的正道,并开辟出了一个众星灿烂的时代。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上的寻求,它所带来的美学上的陌生感和刺激性,也如梦初醒般地唤起了我们对诗的感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崛起”,我真的很难想象中国诗歌在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纵然我们后来的写作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使一些今天派诗人在后来也如此),但在很多方面,我们仍走在他们当年所开辟的道路上。我也相信,它所体现的诗歌精神仍会对后来的诗人不断产生激励。 那真是一个不复再现、令人怀念的时代!诗,被禁锢的诗,奇迹般涌现的诗,它的出现,它对我们的激动,它所带来的那种特有的精神氛围,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到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2008/12/1,北京 (《新京报》2008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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