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无语忆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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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识周扬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他是我所在的文学研究班的班主任。我想大概因为我们是研究生,以自学自写为主,所以班上不设任何课程,班主任也很少和我们见面,只是在开学典礼那一天班主任讲过一次话。
不久中央组建赴敌后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鲁艺也出一部分人组成文艺部,我也在其内,由副院长沙可夫带队,周扬则留在延安。这样我们就长期未曾谋面了。 全国解放,周扬很快调到中央宣传部去了。这之后,他掌管文艺工作,名声鹊起。他精悍倜傥,多才多艺,著作很多,堪称文艺理论家。然而文艺工作乃多事之区,内斗不断,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因此时人对他的评论不一。但他好像总是意气风发,风风火火地工作。“文革”起,他同样遭大难,坐牢9年。但监狱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拯救了他的思想。或者说,某种程度解除了他思想上的链铐。 他出狱并重新工作,我们才有几次接触的机会。令我惊奇的是,比我年长8岁而且蹲牢9年的老师这时竟然风采依旧,不现苍老之态,我到他的临时住所去看他的时候,他问东问西,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暂时在中央党校,他马上说胡耀邦不是在中央党校吗?听说工作很有起色。我请他有空去看看,他果然去了。在见了胡耀邦(我未在场)以后,还到我的宿舍聊了一阵,详细询问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次接触是在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开全国政协会,我们都是委员,而且同在一个组,即社会科学界组,周扬为组长,薛暮桥和我为副组长。在这个场合(还有在其他文化场合)周扬对于他过去做错的事不断作检讨,并向被伤害过的人再三道歉。这种情景令人感动。 我趁这个机会邀请周扬到党校去作一次讲话。这时胡乔木已重新出来工作并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周扬也回到中宣部任副部长。使我没想到的是,周扬这次讲话竟又是着重讲的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我记得“文革”前周扬曾提出过“异化”这个词,那是在1964年“反修”时期,周扬在一篇经毛泽东审查过的公开讲话中提出“反异化”,那指的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大概因为经过了“文革”的大灾祸吧,这次他讲异化就直指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异化现象,因此提出“反异化”的任务。 今天看来,这样讲合乎事实,是在理论思维上的创新;人道主义问题也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当时我觉得在一般人眼中这样提有些敏感,因此为防发生麻烦,我不把周的讲话稿刊登在当时众人注目的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而是把它登在党校的校刊上。这样,果然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但是,时隔不久,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逆转,周扬在一次马克思逝世纪念会上再讲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地点也是在中央党校),就招来大祸,被认为这是丑化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对无异化,因此周扬的观点遭到严重批判。 这事是在我因一项特殊原因离开党校之后发生的。也正因这项“特殊原因”,周扬被警告不许和吴江等人接触。从此直至周扬于1989年7月31日含冤离世,我就和他不再见面,永世隔绝了。 然而,中国总是在进步,现在“异化”、“人道主义”等社会常识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我想周扬如果地下有知,他的灵魂一定会因此得到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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