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铁凝·扎西达娃·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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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 1986.3—1986.11
程永新同志: 又:《小说选刊》似乎12期转载《麦秸垛》。 铁凝:蜕变 程永新同志: 评注: 对一个不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来说,邮票大的一块地方足够提供写作本文所需的生活原生态和人文景观。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品的虚拟空间就可以永远等同于“邮票”般大小的自然空间。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抱怨:打开作家的一本小说集,阅读不同的篇什却得到相同或重复的感受。我们同样也常常从作家艺术家那儿听到类似“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这样的宣告,早先的信誓旦旦最终大多都要落空,大多都变成了作家艺术家用来抚慰自己的真实的谎言。 一个作家写出让人叹服的佳作固然不易,但更不容易的是完成一次次的蜕变。没有创作流程中的那些蜕变,作家写一篇小说与写一百篇小说是一样的,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作品数量的增多而升值。就像一位歌唱家老用一种方法演绎一支歌,就像一名画家只会使用一种色彩描摹风景,他们艺术成就的累积分不可能太高。 所以是否可以说,除了像普鲁斯特那样用一生的时间写一部大书的极少数大师之外,大多数好作家的诞生,都是一次次蜕变的结果。而一些人不停地写,不断地复制自己,艺术生命在一次次的复制中已经悄然死去。1986年的铁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这样说:“能够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却自己是极艰难的。”从《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村路带我回家》到《麦秸垛》,铁凝确实在艰难而执拗地朝前跋涉。也许作家对超越自己的努力,真需要一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 叶兆言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只要不停地写,总会有好作品产生。北村有另外的说法:一个大想法会导致一批作品的问世,但好作品仅仅是一两篇。两位作家说的是一个悖论的正反面。叶兆言强调的是“坚持”,是“不失却自己”;北村强调的是“蜕变”,是要有新的创意。毕加索像完成三级跳远般分别以三种颜色为代表期所勾勒的一生,是这个悖论最为贴切的注解。而中国文坛的当下也在不断印证这个悖论。余华、北村、王安忆等作家正是在蜕变中强化自己的艺术生命,反之,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终因未能打败自己这个“敌手”而昙花一现。 这是个简单的悖论。又是个令人头疼的悖论。 扎西达娃:借鉴与模仿 程永新同志: 评注: 1985年前后,来自青藏高原的一支生力军异军突起,挟高原之风闯入中国文坛,与内地湍急的文学运程遥相呼应。这批生活在西藏的青年作家集束式捧出的作品,以藏文化为背景,糅和各种现代写作手法,将民间传说神话志怪一并吸纳进来,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形成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独特风格。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马原和扎西达娃,比较活跃的还有色波、李启达、皮皮、子文等人。 我们知道,80年代正值拉美文学崛起之际,博尔赫斯的智性作家小说在东西方知识界得到重视,马尔克斯的一本《百年孤独》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于是,中国西部高地上默默实践的文学新军恐怕就很难从大师的光环下突围,他们的作品写得再有新意,人们也还是要冠之以“魔幻”的帽子,归入拉美一路。扎西达娃正是为他及他的文友们的努力而作一辩。 几年之后,当我真的踏上那块神秘的高地,在蓝宝石一般的夜空下,英俊的扎西拽着我彻夜长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耿耿难眠语速飞快的扎西像逛八角街似的在他谈话中不断穿插的一层意思,就是提醒我在西藏逗留期间注意指认他作品中大量细节的直接来源。 对新小说的诸多责难中,“模仿”是一件很容易操作且很容易置人于死地的利器。批评家只要随口把一部新作与西方某部作品联系在一起,就能极为简便地否定掉一部作品。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论调 (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还显得很时髦很新奇):只要举10部世界名著,即可概括所有的中国当代新小说。 我想,持这种论调者也许是忽略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其一,中国白话小说产生的语境使中国作家从拿起笔的那一瞬间就处在两难境地。我们不无悲哀却又无法不承认,白话小说的背景和传统不是《山海经》,不是唐宋话本,甚至都不是以《聊斋》、《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白话文运动革掉了文言,引进了西方文化,以后的中国作家注定要在翻译作品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即便是如今谁都尊奉的鲁迅先生的扛鼎之作《狂人日记》、《伤逝》等作品,西方小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完全摆脱这种影响,或者像一些人那样从佛经里寻找精神之源,或者干脆归于新儒学的麾下,但那是否能够拯救你的艺术生命还是一个未知数;其二,人类文化的精粹本来就是超民族超国界的。西方文学中无论是早期的流浪汉小说,还是以后的家族小说都有着陈陈相因的继承关系。到了现代那就更不用说。但谁也不会因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借用了意识流手法就因此说,一个乔伊斯概括了所有的美国小说。 洪峰:内省和拷问 永新,你好: 评注: 1991年读到洪峰这封信后,心里觉得很堵,当时它所带给我的震惊至今记忆犹新。很长一段时间里,洪峰始终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因为同是东北籍的作家,又因为文本表面呈现的假象,提到洪峰,人们总把他和马原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此信中“抄袭和模仿”之语的由来。 作家史铁生曾把马原喻为天上的诗人,假如这个比喻不算过分的话,洪峰就是一位地上的诗人。马原的小说世界,引人注目地构筑了人与宇宙的多维空间,而洪峰虽说写出了《极地之侧》、《日出以后的风景》这些纯属虚构和幻想的小说,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关注的是尘世中人的境遇。与当代很多作家不同,洪峰常用一种严峻的目光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导致了他作品中第一人称视角的大量运用和“我”的频繁介入。在马原那儿,作为叙述主体的“我”的灵活转换,大多体现技术性的需要,对洪峰来说,保持“我”的角度,便于他随时对那些显现生活内涵的情景、细节进行内省和拷问。在洪峰的成名作《瀚海》中,小说的核心就是结尾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引诱傻大哥溺水而亡。致使“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认为是傻大哥害死了“我们”的妹妹。《瀚海》以“我”为轴心,用散文化的自由结构记述了上辈的故事、作家童年和现在的生活,一遍遍地回叙,一次次地切断,最后定格在那令人难忘的一幕,这时候的我们已不在意故事具象的是非评判,随着饱蘸情感的描叙一步步深入,我们恐怕无法回避同作家一起去探究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洪峰曾在另一封给我的信中谈到他非常看重“作家情感的真正介入”,他在“真正”一词下面加了着重号,洪峰的文学观及他的创作方法,不仅使其作品明显区别于中国的马原,更区别于外国的加缪或博尔赫斯。现实生活中的洪峰喜欢浪迹天涯,他热爱生命,热爱异性,热爱足球(他给儿子取名蒂尼,以表示他对那个法国球星的尊敬),他似乎是一个游游荡荡的流浪者,但我总觉得,当他从鲜活的生活中游离出来,面对空白稿纸,稿纸如镜面隐显出来的那个自我,他就忍不住要鞭打它,拷问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洪峰:那个拥有不安稳个性和真挚心灵的、时时在选择在质疑、感情丰富而温柔的北方汉子。 洪峰在《瀚海》篇首明确宣称生活毫无诗意,但他那些比较成功的中长篇,如《离乡》、《奔丧》、《东八时区》、《和平年代》却都洋溢着浓郁的冷峻的不无感伤的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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