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1927年鲁迅杂文中有《匪笔三篇》、《某笔两篇》（后均收入《三闲集》），借报纸上的文章和广告大发议论，因为所引的文本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之说，名之曰：笔”云。虽然不过是在标题中搞花样翻新，然亦可见阮氏父子的文笔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是承认文笔之辨的，但是他看得很清楚：这是中古时代通行的观念，而且“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阮氏父子之文笔论不能通行，无非是因为古今文章本来就以散体之“笔”为多，不仅经、史、子大抵为“笔”，集部中也是以“笔”为多，把这些全部排斥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之外，只承认骈文才是“文”，当然很难行得通。把一个本来有些道理的东西绝对化，结果总归行不通。

　　但这并不是说阮氏父子提出文笔之分就没有意义，一则他们强调经、史、子与文之分，自有助于扬州学派在学术领域张大其声势，二则就文学创作而言，在桐城派之类的古文风行天下几乎压倒一切的时候，来一点不同的声音是有益的，清中叶骈文的一度复兴对于文学的繁荣亦复颇有贡献。讲究对偶和声韵的辞赋，即使到今天有时也还有它的用武之地，如《光明日报》有“名城赋”专栏。文学批评史上有影响的意见往往都有它的片面性，而亦自有其片面的深刻；完全四平八稳的东西，用于教学或官样文章尚妥，一般很难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