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执笔电影处女秀：写作动力是对历史负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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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动力就是对历史负责 记：和写小说相比，写剧本的收获在哪里？ 阿：我虽然是吃文学这口饭的，但对藏族史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次剧本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过去研究藏族史的重点不在西藏，是在四川阿坝。这次写剧本让我对西藏近当代史有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写完这部电影，我有一个书柜，装满了这方面的书。 记：电影故事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其中哪一段写起来比较纠结？ 阿：写“文革”很纠结，也很困难。也有人说，干脆跳过这一段。我的想法是，至少不要自我审查。“文革”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放在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变化上，正是“文革”才把两个人真正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他们都下放农村劳动了。“文革”作为时代背景，制造了人际关系变化的可能性，让情节得以发展和支撑。不然，这两个人就是从青年一下子跳到老年，改革开放、蓝天白云，这不现实。人的发展不可能凭空跳过十年，而且是关键的三四十岁，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记：这部电影应该算得上国内第一部完整表现西藏地区三次变革的银幕作品。 阿：是不是“第一”我不敢说。我的写作动力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过度着眼“宣传”的效果，就会导致客观性和真实度不够，换句话说，没有勇气打量历史。我想我们拍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有对历史更客观表述的底气在。 记：您这几天去了片场，从纸上的剧本到镜头前的影像，和您的想象一致吗？ 答：前天我到了片场，看到自己写的剧本，两个演员在演。站在监视器前，我禁不住要掉泪了。那天拍的是丹增和他女儿第一次见面。 当然，影像和剧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基于我的史料研究作出文学表达。导演的台本有资金、场景等方面的考量，这些是我不用考虑的。 不是别人定制什么我就写什么 记：为什么曾有 “一辈子不跟电影打交道”的想法？ 阿：电影是一整个工业，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参与进来，这是我最害怕的。我写完小说交给出版社，如果对方要求我改，我就会说，在交稿前我已经把所有可能性考虑到了，让我改的话，除非是错别字，否则潜台词就是不喜欢这部作品，那就换一家出版社吧。但电影不行，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讨论，甚至还会吵架。 记：通常谁会吵赢？ 阿：我是一个比较强势、比较固执的人。 我的美学概念是，不一定要所有冲突都要在舞台上表现，可以写得沉一点，但可能真正做电影的人，更喜欢把冲突表演出来。当然，电影和小说确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用小说笔法写，用了三场戏，但导演导下来，发现压缩在一场戏里已经可以表现完整了。 记：写剧本累积的素材会不会攒出一部小说？ 阿：现在还没考虑，但我以后的写作肯定会跟这片土地有关。上影考虑在电影基础上拍摄一部电视剧。电影剧本写了200个场景，只有不断砍。如果是电视剧的话，空间会更大、更从容。 记：有些作家和影视剧的关系很近，有些人很远。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阿：我属于很远的。近和远都无可厚非，我认为，影视剧要改编，就该改好的小说。但现在很多改的都是不好的小说，特别是电视剧。 记：有了这一次的尝试后，会考虑再做编剧吗，比如改编自己的小说？ 阿：有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但不熟悉的题材，我不会轻易参与。我不是写作匠人，不是人家定制什么，我就写什么。写作需要新鲜感，写过的故事再写一遍的话，就成了体力活。 记：比起小说创作，电影上映之后遭遇的票房、口碑等诸多问题，对写作者来说可能风险更大。 阿：确实是这样。小说出版了，好坏我都可以自己负责，但电影包括很多因素。不过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跟制片团队和导演都说了，好了是大家的好，如果失败，大家也一起担。 记：可否透露一下未来的写作计划？ 阿：我还在两三个题材之间犹豫。是写跟现实没有关系的，还是对现实比较强烈关注的。如果写对现实有强烈关注的，还是需要有一定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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