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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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像 激情的挽歌——评柏桦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文/廖伟棠
但是，这曲挽歌却是激情的挽歌──它既是「充满激情」写就的挽歌，也是关于「激情」本身的挽歌。就从书名开始，「左边」意味着激进，「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暗暗指涉着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名著《资本主义发达时代的抒情诗人》，「毛泽东时代」和「资本主义发达时代」恰恰构成反讽，在柏桦的书中，它们就代表着理想主义的七、八十年代和物质主义的九十年代的不同，但无论是在那一个年代中，「诗人」都是作为一个像波德莱尔「人群中的人」那样穿过、经历、旁观并且守望，带着也许仅仅是审美的激情。 为什么说是「审美」的激情？这也是柏桦在回忆录或他的诗中对毛泽东时代和政治话语的迷恋的原因所在。柏桦五十年代中在四川出生，文化大革命恰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不可能像年长的作家一样经历政治斗争的磨难，也不能作为青年红卫兵投身于残酷的斗争中，他只能作为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去「欣赏」这场运动。就像他的《1966年夏天》这首诗所写「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仅是运动所塑造的青春形象的美感就足以令他这个敏感的儿童陶醉，何况再加上其内部的「革命」意义，更是深深地满足了一个少年对激情和行动的向往。而柏桦独特的诗人个性就在这种审美中急速地形成。 他的诗人个性也急速地把这种激情引向文字。在《左边》中柏桦式偏执、锐利甚至神经质的写作方式扑面而来，这是每一句都渴望着被引用的警句式写作，进而在结构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激情，几乎要作到每一页、每一情节都是高潮，读者跟随柏桦回忆和赞叹的加速度不顾一切地前冲。然而，回忆是快速的吗？回忆实际上只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缓慢、低回，连柏桦也不禁自问：「这无目的的前进为了什么？为土壤，还是为灭亡本身」，可正是文字和回忆两者的反差带来了这挽歌的效果：一切都在匆匆的逝去──这理想主义、这青春的审美，当回忆的速度骤然放慢的时候，我们惊觉一切已经变了，无可挽回。 于是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挽歌的出现：对于「激情」的追挽。巨大的痛惜之情在他涉入初恋的回忆时开始弥漫全篇，他感叹：「而一个伟大的爱情时代就快结束了！我们欢乐时代的开始就是一个坚贞时代结尾时发出的最后一声悲怆的咏叹」。1989年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分水岭，也是文学、情感和价值观的分水岭，就像他在《纪念朱湘》中写的，「唉，为什么这榜样到死才出众／才让我们忙着纪念／忙着说话，忙着通信／忙着这一切，直到1989年」，这那只是纪念一个诗人，简直就是纪念着一个时代，柏桦给「毛泽东时代」下的定义是「一个只有精神生活」的时代，而现在就是它的反面：只有物质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失落都已甚矣，更何况是代表它最纯粹极端的抒情诗人？ 诗歌界在八九后的转变是巨大的，其现实象征就是当代最具抒情性的诗人海子的自杀，和许多八十年代诗人纷纷投笔从商，而柏桦也从九二年起就几乎没有新诗问世了。在诗歌的文本意义上的转变表现在九十年代实验诗歌写作中，叙事性和日常生活描写迅速地成为主流，对包容度更大的「非纯诗」的追求取代了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纯诗」的追求，成熟的「中年写作」的提出更是明显的对原来的青春期写作的短暂性的补救。这跟时代的要求有关：芜杂的时代需要有更大承受力的文学去表达；但这同时带来隐忧（新的诗歌创作者或者柏桦一代都注意到了）：对激情的回避和对世俗的过分亲近，是否会带来诗歌其心灵意义上的精神贫乏？再放之于社会，贫乏了的诗歌仍能抵抗世俗的大潮吗？这些疑问，我也在《左边》的字里行间感觉到。 也许仍是快慢的问题，有一件事像是一个寓言：柏桦两年前得一子，为之取名为「柏慢」（典型的柏桦风格），他的解释是他们这一代太快了，新一代也许需要慢一点。艾柯在《小说森林中的六次漫游》中指出缓慢是对回忆、经验深入的最佳途径，而卡尔唯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论及「迅速」的一节中也说：「我个人的座右铭一直是一个古老的拉丁文语句：慢中求快」，实际上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诗的生活」是否也应如此兼容更多样的速度呢──这不仅是语速的问题，这更是我们该如何从容地面对这个新时代的问题。 柏桦在书的后半部纵论自北岛至九十年代方崛起的诗人，这些人的诗歌风格往往是相异于甚至是反对柏桦的诗风的，但柏桦对他们却表现出坦诚的接受和深刻的理解，这正是柏桦作为一个优秀诗人其力量之所在。这给予我对他继续写作的期待以充足的信心，在电话中他也告诉我，他不久将要恢复诗歌写作，我相信，那将仍是激情的、挽歌的，同时也是沉厚的、序曲式的诗歌。 （柏桦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牛津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柏桦诗集《望气的人》，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节选）
两年，辗转反侧的床上的两年，它会给一个少女的内心留下什么呢??周而复始的痛苦、幻梦、烦躁、悲观，也许还有顽强的自怨自艾；昏暗的四季的轮转、阴凉的丝绸的院子、单调的阴雨天或慵懒的艳阳天、没完没了的药品和医生；这一切都宿命地指向下午，即一个少女所形成的下午性格。? 下午(不象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罗罗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 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响声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 向黄昏、向暗夜迅速过渡的下午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颓唐与火热的女性魅力，而我的母亲正是那个“下午”少女的化身。这个永远“下午”的少女后来真的当上了母亲，她把她那“下午”的血输送到我1956年1月21日刚出生的身子里。? 下午成了我的厄运。克服下午，我就会变为一个新人、一个军人、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合法的小学教师：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血中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这同志施虐灌汤、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他会天长地久吗?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所紧闭。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 日复一日的下午，母亲烦乱的心颤抖着、经受着一个少女狂欢般痛苦的煎熬，她急促的鲜血在拼写、在搅动那狂怒的符咒；她要废尽一个孩子的词汇，她只有这个古怪的男孩可以折腾，她已把“爱与光”三伏的脉搏捆成一束火把掷向我。母亲，而我把她称之为一个女孩或一个空中的激情者一次又一次向下俯冲，她相当准确地清算了我在“下午的大地”犯下的错误(那是一些什么错误呢?一个孩子的“打、砸、抢”的错误，更多的时候是“物”的错误，那“物”已指向道德上的过失或升华为五颜六色的精神分裂)。我，一个逗号般的男孩却象星星般动荡不宁，在母亲下午的训斥下(母亲的训斥都在下午)不得不笔直地站在她面前。时间一长，我会产生幻觉，喉咙发痒，血管里奔涌着尖叫……突然热里的下午又快速变化为冰里的下午，我不知多少次仅仅只差一秒钟就疯掉了。我在热昏的恍惚中最初只看见她洁白的牙龄灿烂地受挫于我无知的“好动症”，紧接着狂暴的血(少年血与母亲血)完全乱套了，声音凄厉呼叫，象闪电、象刺、象夏日翻涌的海潮扎向或轰向我“可耻的”细皮嫩肉。下午的“犯罪经过”被母亲无穷地揭穿、鞭挞、一针见血，我的小型愚蠢(在母亲眼里却是大型的、不可饶恕的)被凝结成踉跄、吐出、痉孪、假死或假熟但绝不是去睡、去运动、去敲响、去穿过、去冲破。? 我们公然无助地这么对立着，为“物”或为她喜怒无常的“下午的悔恨”。细胞在剧烈地运动，情绪的双方在经历永无休止又不知疲劳的下午共同的“长征”。那长征已养成了一个艰巨而绝望的习惯、彼此不容忍睡眠并挥霍掉口水的真诚；那长征已抵达“三个蛋糕”——一个诗人最初的闪光点。?? 事情发生在我6岁的一个下午。这天我并没有疯但也并不好玩。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玩不掉这个下午，它太长了，太复杂了，也太难了，对一个孤零零的6岁儿童来说简直无所适从(父母已上班，我被锁于家中)。儿童只能把握10分钟的事物，玩两分钟的邮票、两分钟的图画、两分钟的金鱼、两分钟的木头手枪、或者一分钟的鞋、一分钟的梳子，而我却要把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下午。那只能是一个作家专注于痛苦的描述才能把握的不知不觉的下午，是成人宁静的耐心才能把握的无所事事的下午，是突突心跳的情人为了黄昏前的约会而精心修饰、反复对镜才能把握的无限幸福的下午。? 我的下午就是一刻不停地挤走时间，就象蜡一刻不停地燃完它最后一滴纤小的油。我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玩耍的东西。我甚至在一盒色彩各异的扣子里流连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反复摇动这个盒子，一遍又一遍静听扣子的清脆声响在我的耳畔。在这之前的两小时，我的确破坏了一把梳子，梳子的三个齿被我打断；破坏了一个茶几，它表面的一个斜角被我用锯子锯出一个小缺口(我又拼命用手把它擦旧，即便父母发现时会产生一个错觉，那是一个老伤口；可我的父母当然知道这是今天下午的一次严重破坏行动，他们怎能原谅我的愚蠢呢?)；破坏了一辆玩具火车，它已无法启动。? 下午5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6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6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 失望和疲惫减退了我折腾的热情。突然我发现一个墙角落的黑色小铁筒。我一把将它拿在手里，打开一看，啊，好象一份我正期待的礼物从天而降，好象这礼物早已决定在这时来抚慰我失去自由的饥饿的心。是的，我好象是有一点饿了：是的，三个蛋糕在最后一刻才把我推向好玩或时间的高潮。?三个蛋糕静静地躺在对童年的我来说太幽深、太黑暗的筒底里。我的小手伸进这芬芳幽暗的筒子取出这三个蛋糕。我观看着它们美丽金黄的形状；闻着它们捂久了而一下集中散发开的面粉的醇香，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地将这“美的幻象”逐一吃掉。在我吃掉它们的同时，这个下午也满怀它丰富的梦幻色彩一寸一寸向6点钟倾斜。? 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象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茶几缺了、车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大为生气。?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流出铿锵的血，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汤的热血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的伤心、痛苦、厌烦的加速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6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飞出了我的身体。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必须起点变化了。?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25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梁山泊、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 那一年我9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50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30年后当我写出：? 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但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15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大激情大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初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1990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17岁的“大诗人”说：“要写诗吗，不要从‘下午’开始，上午9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9”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象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 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就这样，在火热的80年代中期，我以绝对重庆夏天的名义、以童年“蛋糕”的闪光反抗了另一位我不愿点名的“下午”的女巨人。斗争的焦点找到了一个传统——蛋糕——它已伟大、正确、光荣地成为我生命中最“古老”的象征或最隐密的出发点。?? 今天，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曲折、火热的生活之后，我明白了这27年前三个蛋糕的意义。我可以无愧地说：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一个儿子——永恒母亲的儿子正迎着江南漫天大雪吟唱《教育》：? 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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