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财经时报李亚伟访谈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时旸
2012-09-29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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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
    你好。我是《财经时报》文化版的记者杨时旸，石彤和你联系过了。我们俩一块做你啊，哈哈。本来想见面聊的，现在只能邮件了，所以麻烦你尽量回答得详细一点。
    我问了石彤一下，关于你以前的那些事，他也不特别清楚。我们想做人物版，所以不光谈你的这本诗集，还得有你以前的那些勾当，呵呵。我先问着，你尽量答着，越详细越好，我们方便呀。下面的几个问题是关于你以前的生活的，等你回复了以后，根据你的回答，我再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关于诗集本身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几次邮件往来吗，麻烦你多敲点字，辛苦辛苦。
    1．“莽汉主义”对于我来说只是从诗歌本身才认识的，但是对于你和你们来说那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曾经就是生活本身。我想知道当年，你和你的同伙们开始写诗到正式确立“莽汉主义”这中间的故事。如何想到的这个概念，争论等等。我看到了在你的诗集中提到了当时和胡冬，万夏他们谈到所谓“好汉诗，妈妈的诗”等等，但是那只是片段，我想知道从开始到后来的好玩的故事，细节，一切。

    李亚伟：当时全国都在热读北岛、舒婷，那是文革后反思和思想启蒙的时代、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多情善感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时代。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同时经历着这场启蒙。但这场启蒙的最尖锐部位－－朦胧诗很快被大众接受，到了80年代中期，已经被读者和刊物钝化。全国文艺刊物都在发表“小草”之类大作，全国读者都在痛读“蒲公英”、“眼泪”等东西。这情形激怒了当时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发现这次启蒙的领头羊缺乏后劲，自己必须做真正的先锋。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一批身强力壮、身怀绝技的少年好汉。其中有些人变成了“莽汉”。正如我在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莽汉诗歌的出现是一次预谋，是几个人商量、策划的一个团队行为。完全象现在策划一个项目，很快，这样的策划因为快速出现的“产品”之极端新奇和美妙，无意识地触及了诗歌的新矿脉，发掘了汉语的矿藏，我们成功了，造成了一场既成事实 。我想，好玩不过是在这里。

    2．你在书中提到了85年夏天，万夏酒后径直越过长江的故事，很有意思。能讲讲那次的故事吗，你应该也在场吧。
   
    李亚伟：1985年，万夏23岁，打扮花哨，短袖和短裤都是自己手撕出来的，来到涪陵，偏偏少年、外表浪漫、内心狂野，满街的妇女都垂涎三尺。万夏时髦，四川诗人作家人尽皆知，上街回头率高，堪与当时的朗平、加里森敢死队、马拉多纳、麦克.杰克逊、007比拼造成妇女脑血栓、心肌梗死和偏头痛的数量。1985年夏天，雷鸣雏、杨顺礼、廖亦武、何小竹、宋炜、李亚伟以及成都来的万夏开始编辑民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一天晚上大家在杨顺礼家喝酒，酒至半酣，万夏起身说要去长江对岸的山上点篝火与我们联络，说完起身走了。天快亮时万夏回来敲我的门，告诉我他被当地民兵抓起来扣押了几个小时。他们怀疑他是特务。万夏大学时留长发、穿皮夹克、喜欢将别人的收音机摆弄坏，外号叫“特务”，其女朋友常向我们打听其去向，我们基本回答她：“发报去啦。”
   
    3．你在书中提到说，在93年6月的时候，胡冬重新提起了8年前的“莽汉事件”，莽汉事件具体是指什么？是指84年一月“莽汉”概念的提出吗？还是别的什么？
   
    李亚伟：不是指概念的提出。胡冬所指：莽汉诗歌对中国诗歌史来说是一次重要事件，他认为这样的诗歌在80年代的中国被创造出来，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真正的事件，这样的诗歌团队是一颗巨大的文化炸弹、核武器，足以炸翻那时那时所有的青年，但是所有媒介都唯恐避之不及，文艺编辑、理论家根本看不懂，甚至，身边写作的朋友都不知所以，普遍反映是，极喜欢，说话、写作和生活方式都模仿，但疑心重重，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诗歌。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80年代中国诗歌界一句莽汉诗都没有，这些作品晚几年出现，比如在1990年后出现倒可能一下风靡。也即莽汉诗歌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谙哑，并且几乎遭埋没和抹煞。荒唐的语言、混蛋的想象、不要脸的主题、快活的节奏、亲切的口语、无耻的爱、通情达理的恨，。。。。。。两三年之内出现了上百首完整的作品，一种崭新的诗歌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和媒体就一下子搞定。这些号称献给中国的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打击乐、这些为教授和家庭妇女同时创作的精神粮食，这些集英雄和泼皮于一体的文本在它瓜熟蒂落的时候根本没有在媒体发表过一句，也根本没和文学界、读书界商量。它是宋朝以后中国诗人第一次大大咧咧、不计后果写给社会和人民的诗歌，但又迟迟交不给人民。幸好这是一种劲头强、家伙硬、心眼多的文本，它埋没不了，因为它永远都会发生。

    4．我知道你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书商”，提提那段历史吧。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书的，是什么契机把你从一个莽汉变成了一个书商。是怎么开始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曲折，出了哪些比较有名的东西。现在为什么又收手不做了。这些在你诗集里的文章中并没怎么提到，能说说其中的细节和故事吗？

    李亚伟：我是1993年开始做书商的，现在看来算是老资格了。那时太穷，又有挥霍的毛病，单位1号发的工资5号绝对花完，经商是要过快活日子唯一的选择。当时我碰到了写作的朋友，他们劝我做书商我就做了。这一选择最后使我认识到诗歌是绝对精神上的东西，它和茅台美食金钱美女毫无关系，如果你想做一个好诗人，那你好好干一份事业；如果你指望诗歌会带给你物质上的满足，那你的写作是不干净的，是写不好的，最终要玩成自欺欺人的小品。我经商没什么曲折和起落，平庸。趣事不少，不知从何说起；出过什么好书？几乎不值一提。

    5．听说你已经在香格里拉盘下了一处旅店，正在准备装修营业，是吧。好象还要对诗人，艺术家什么的免费，但是要经过你的筛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旅店的，为什么要选在香格里拉，其中有什么机缘和故事吗。听朋友讲，好象你在北京有个饭馆是吧，和二毛一起，讲讲这些“生意”上的故事。

    李亚伟：是的啊，香格里拉城南部位是一个古镇，变成了步行街，有一些老外和艺术家在那里开酒吧、做工作室和开旅店。去年夏天我和赵野、默默夫妇开着一辆借来的皮卡在丽江、大理、香格里拉一带巡逻，一下子被迪庆的神奇景象迷住，都不想走了，突然彻底厌倦了大城市的平胸娘们和肥厚帐单，发现那是些变旧的人生中的空欢喜日子。奇怪的是默默、赵野和我三人深有同感。我们绝对不是轻率的年龄了，我们迎面碰上了新世界。旅店、餐馆、酒吧，还有两个画家工作室以及我们搞享受的小院一起开，晒太阳、发呆，骑马去喝酒－－又碰上了新的空欢喜，人生如梦，所有欢喜即空。因此梦中的欢喜也是欢喜哈。就在我回答你访谈的今天，我和默默正在西双版纳，打算在这里也要弄。所有的好地方都让人想要重新打扮一下、折腾一下，在自己内心里粉墨登场。我在成都有一家叫做香积厨的餐馆，在北京没有。二毛是老兄弟老莽汉，北京餐馆是他自己开的，我因最近老是在云南的大山里走来走去，至今还没去折磨过他。

    6．很想知道一个诗人做和商业有关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想法，从你选择在香格里拉还有对艺术家的免费来看，好象还是有一种艺术家的感情色彩在其中，并不是个“合格”的商人。说说你在从诗人转到“半商人”的感觉和想法。

    李亚伟：经商是一种职业，而写诗不是，道理很简单，在废除科举制之后的中国，诗歌不再是晋升的魔术，精神和物质两得的朝代已经远去，诗歌已经剥离出来，不再承担升官发财死老婆的世俗任务，诗歌仅仅是搞精神享受。现在，商人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很多写诗的人也在大赚银子。很多合格的商人非常有艺术情感，他们已经把这些分得很清楚，这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对艺术家、诗人免费的事我们懂事会还没商量哈。说实话，我决不想天天写诗而什么都不干，当大官、做大生意、搞遗传工程、做妇科医生、当学前班教师。。。。。。如果放我面前干得下来我都愿干，中国古代的官员、教师、医生、学者谁不写诗哪？闲来生活，再闲写诗，该忙时大忙，但不能一生时时刻刻都拔不出来，往钱、订单和级别里一头栽下去永远都拔不出来看清天地和自己的聪明人太多。聪明不是思想，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金钱和级别不是生活，它是命运的一部分，忙和闲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很听话。但命运还有一部分，是空着的，一般是交到个人手里，让他本人去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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