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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南：20世纪印度与中国文化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尹锡南
2012-09-29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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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南 像

    尹锡南，男，土家族，1966年12月15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生，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历史学硕士（四川大学，2002）、文学博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四川大学，2006年），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研究基地”暨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印度Sardar Patel University英语及梵语研究生系访问学者（2004—2005年），现在主要研究印度文学、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参加教育部重大项目“冷战后印度的安全战略研究”，还参加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211建设项目“全球化时代的中西诗学比较”和“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文论比较研究”，负责撰写并完成中国与印度文论比较、印度与西方文论比较部分。2004年以“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的课题获得台湾中流与喜马拉雅奖学金项目的资助。2004年，专著《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2005年，获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奖。2006年完成博士论文《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书写：以19世纪以来的英国作家为例》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在该博士论文已经修改完毕，题为《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即将出版。现在正在撰写《印度的中国形象》，计划2007年12月完成，2008年出版。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我一直反对中印文化交流单向论，但由于印度史料的缺乏，造成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印度传播和影响研究的难度。” 季先生主要是指中国文化对古代印度影响的情况，而实际上，笔者本人通过参加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主持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的撰写发现，中国文化在20世纪印度的传播以及对这一时期印度作家学者的影响，却是今非夕比。但遗憾的是，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兵先生等人撰文介绍外，这一重要课题至今仍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在中印关系发展势头不断看好的今天，印度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研究课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笔者在近期留学印度时，刻意走访包括泰戈尔创建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在内的印度大学所有的中文系，并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马尼克、那济世、嘉玛希、罗二虎、邵葆丽等印度汉学家的访问和对收集资料的初步分析，并结合邓兵先生的文章，现将20世纪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在印度的传播接受及其研究作一简介。

1、印度独立前的中国文化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得力者主要是巴克齐（P.C.Bagchi，汉名师觉月）等人，当然还包括一直未加入印度国籍但又心属印度的谭云山先生。这一时期最热情倡导中国文化研究者非大诗人泰戈尔莫属。

    巴克齐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佛教，1926年他在法国以论文《中国佛教圣典》获得博士学位。中国学者称他为“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学的学者”。 他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的著述包括《印度---中国丛书》、《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铭考》（合著）、《密教研究》等。就《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这部被当作印度学生教科书的著作而言，的确称得上“近代中印交流史上的标志性著作”。 他在该书第二版即纽约版扉页中还插入了自己的英文题词：“献给我的中国朋友。以此表达我们并非善忘。道路漫长，因此眼前的狭隘不足挂齿。我们祈望您接受之。”题词下面是汉字“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 全书分八章，分别介绍中印文明最初的接触、印度来华的佛教使者，中国访印的高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中印两国的文化差异等。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最有意思的在第八章“中国和印度”。巴克齐在这里承认，中印文化交流看起来完全是单向度的，因此没有谁试图去发现中国文化对印度生活思想的影响。但巴克齐深信：“即使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对印度生活思想的影响痕迹。” 为此，他追溯了古代中印贸易往来、中国对印度文学影响、老子道家哲学对印度影响等。可以说，巴克齐的这本书使印度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站在了一个理想的起点上，有的洞见甚至是某些后世印度学者难以企及的。巴克齐对中国文化全面而科学的研究以及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他成为20世纪印度汉学家中的重量级人物。
  
    泰戈尔是现代印度作家中与中国文化双向联系最深的一位。他对中国道家经典与唐代诗歌信手拈来地援用引申，足以见出中印文化跨文明神交的独特魅力。涉及到中国文化，鉴于其作家身份，泰戈尔的论述严格说来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感悟，但在其中也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例如，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中国发表演讲时，赞扬了古代中国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你们在以往的时代中确实取得过惊人的进步。你们有过数种伟大的发明，有过被其它民族人民借用、仿效的文明。你们不曾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所有这些进步还从未曾使你们的生活蒙上过无足轻重的阴影。”

    尼赫鲁不仅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袖之一，同时还是一位颇有才华、视野宏阔的作家。他曾先后写过《印度为什么支持中国》、《新中国》等文章。他写于印度独立前的《印度的发现》堪称一部杰作，书中专列一章《中国和印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论述。尼赫鲁以政治家的敏锐，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了中印文化关系及其现实境况。他认为：“在千年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地学习了不少知识，这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 尼赫鲁正确地得出结论：“中国与印度互相接近，并开展了很多接触，这是得力于佛教的。” 因此，尼赫鲁对中印文化关系中的佛教因素作了重点论述，这涉及到玄奘和义净等人。他还对近代以来的中印文化交流停滞的原因作了一些探讨。

    拉达克里希南（Sarv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是现代印度著名学者、哲学家、政治家，曾于1962年到1967年担任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曾经两度访华。第一次是1944年5月6日至21日以学者身份访华讲学。他的《印度与中国》一书于1944年出版，后于1947、1954年两次再版。有学者认为，拉氏的《印度与中国》“比较粗糙，完全依赖于第二手资料，舛误甚多，有主观臆造材料的嫌疑。” 作者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说：“本书以我1944年5月6日到21日之间对中国短暂访问期间的讲学内容为基础写成。它主要是为复兴中印间文化理解贡献薄力。” 拉氏在书中全面地论述了印中文化的异同及其互动关系。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中，作者的主要着眼点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以及儒、道、佛（释）三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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