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可辛说生活里的他从来不去赌博，“因为拍电影一直在赌。”《投名状》开拍前，陈可辛坐在监制的位子上，找来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徐静蕾，一部电影有这样的阵容，观众没有理由拒绝。然后电影开拍了，陈可辛回到导演的立场，固执地要去拍一部包着“古装外衣”的陈氏电影，“从这里开始我一路在把手里的筹码输出去，每拍一场都在输。只希望不要像《如果·爱》那样，输过了，输没了。”《投名状》上映一周，已经票房过亿，口碑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古装大片。在情趣稀少、泥沙俱下的当代中国电影市场中，《投名状》成了一部超级有吸金能力、刺激产生大批量观影欲望的电影，甚至已经成为香港电影北上最成功的一次生产活动。
9个编剧写了十几稿，都懵了
陈可辛说，他的电影一向都有编剧一起参与讨论，只不过，这次的《投名状》破了纪录。不算他这个每天参与改剧本的导演，执笔的共有9位。开机前创作产生的剧本多达十几稿。“当然这些编剧不是一起工作的。最初还是从《刺马》的故事开始改编，第一稿的框架是秦天南在2003年写的，差不多写了半年，但是方向不对。”与此同时，其实陈可辛还找了香港的李碧华撰写《投名状》的故事，同样理念不合。一直将《刺马》解读为“张汶祥爱马（新贻）不成反刺马”的有些同性恋倾向的故事。这个的故事方向和陈可辛要的不符合。“之后我就去拍《如果·爱》了。在关机的那天，我找来了须兰。”包括“投名状”的概念都是上海籍女作家须兰提供的。但须兰的那一版剧本与如今的电影差距也很大，“她给了我很多灵感，但她的故事有太多和主角无关的细节，适合做小说，没办法用电影表达。”之后，曾为徐克打造《新龙门客栈》的编剧何冀平操刀写了一个月。同时，陈可辛找来了自己合作多年的林爱华（《如果·爱》），“她最了解我。”开机前两周，陈可辛请来了香港资深编剧阮世生（《金枝玉叶》、《忘不了》）帮忙。即使如此，在开机当天，陈可辛还没有一个达到70％满意的剧本。开拍后最初的一个月，陈可辛说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就是：“白天拍戏，片场有黄建新（《求求你，表扬我》的导演）和郭俊立（《霍元甲》）两位编剧跟我聊。黄建新帮我一句句改对白。收工的路上，我可以睡一会儿。然后回到宾馆，许月珍（《金鸡》）和须兰两个编剧在等我。”一聊一宿，陈可辛拿着剧本在去片场的路上再睡会儿。“那阵子，几个编剧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基本上是我要一段什么戏，他们就写出来，都写懵了。”
1位导演陈可辛：香港人做事讲变通
从《刺马》到《投名状》，陈可辛经历了与史学家的一次争论。“香港导演所谓的真实，都是把历史中不同的人物，改头换面放在一部电影里。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笔下的人物是虚构的，但这个人物身上有曾经存在的人物的影子。”认为电影的世界大于真实，但陈可辛的论调却遭到了很多内地历史学家的反驳。“开拍前请教他们片中的细节，结果他们对剧本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最后说服历史学家们的方法，是陈可辛说自己只是“演义”那段“刺马奇案”，“后来连名字都改了，彻底把‘刺马’的包袱丢掉了。”其实，拍《投名状》对陈可辛而言，还有另一个包袱，他是一个从未碰触古装动作电影的导演，甚至以前看香港的武侠电影，陈可辛都是一路快进。但这一次，尽管声称故事仍是“现实题材”，陈可辛却选择了观众可能审美疲劳却最容易“过关”的古装片。对此他解释道：“香港人做事讲变通，不会坐在那里说，我就要拍我的电影。”陈可辛自己的经验，投资1500万元的《金鸡》因为题材问题进不了内地，仅靠香港市场1000万元的票房很难收回成本。陈可辛知道下一步必须放眼合拍片。据说，几年前的陈可辛并不愿意来内地拍电影。“内地的审批制度太麻烦了，我崇尚自由，很不习惯约束。”一度抗拒内地的另一个原因，是陈可辛觉得那个时候内地的电影市场还不成熟，“我不想像其他一些香港导演那样，拍个香港电影再随便剪个版应付内地市场。”进军内地的首次尝试《如果·爱》并不成功，“拍《如果·爱》时，我发现自己的爱情观跟观众远离了。周迅的爱情现实了，观众就不能接受了。可是到了《投名状》中，李连杰的人性更灰暗，观众却接受了。”似乎观众对古装片也格外宽容一些。《投名状》成功了，陈可辛高兴之余也有些迷茫，“电影最不好做，今年成功了，明年会更难。”所以接下来的一年，陈可辛会做6部电影的监制。而他原本计划找金城武和章子怡拍摄的《等待》，因为某些原因，暂时搁置。
3点赞赏 影评人列孚：20年来最成功古装片
昨日早报记者致电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谈及对《投名状》的看法，列孚对导演、演员和“本土化”的制作模式等都大加赞赏，他甚至直言：“《投名状》是20年来古装类型片中最成功的作品。”李连杰完成明星到演员的转型在列孚看来，自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后，20多年来几乎没有成功的该类电影问世，《英雄》、《荆轲刺秦王》等片对人物的刻画都太弱，“陈凯歌、张艺谋的大制作给我一种少了‘戏’的感觉。《投名状》与《刺马》相比削弱了对‘儿女私情’的表现，把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三位男演员中，列孚认为李连杰的表现最为突出，他形容其“完成了一个明星到演员的转型”：“他把一个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演得很有层次，内心冲突的把握相当到位。”陈可辛香港导演中视野最宽广在谈及对陈可辛评价时，列孚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其为“香港导演中视野最为宽广的导演”。他表示陈可辛在电影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改变，他拍过《甜蜜蜜》等文艺片，也曾赴好莱坞发展，随即回归亚洲电影市场，尝试了歌舞片，而《投名状》是他的第一部古装战争大片。“这可能是和他的出生背景有关，生于香港、移居泰国、赴美留学，这些经历对他的电影都有影响。导演不能把眼光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作品才会有突破。”香港电影寻求合作不失“本土化”香港电影市场近年来出现了萎缩的现象，列孚也为“香港制造”的弱化感到担忧，他指出：“寻求合作应该是香港电影重塑辉煌的新出路。”他强调，不用担心香港电影无法固守“本土化”，合作只会在更高层面上寻求“本土化”，“本土化不会丢失，在最近的《疯狂石头》、《太阳》、《苹果》等影片中也频繁出现粤语，表明香港与中国内地文化越来越好地结合在一起。虽是标榜“大场面”的合拍大片，但耗资4000万美元《投名状》完全没有依赖好莱坞的制作班底，大场面的制作全部由香港班底完成。”列孚还表示，内地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也在寻找平衡点，“内地导演也发现了‘南北’文化差异，看冯小刚以前只用葛优等北方‘大腕’，而《天下无贼》中就有刘德华、刘若英的身影。
导演陈可辛的三大缺陷
王泰白
在烂片如鲫的时代，《投名状》比我想像中要好。面对情趣稀少、泥沙俱下的当代中国电影市场，我们至少应该鼓舞这样一种超级有吸金能力、刺激产生大批量观影欲望的电影，何况《投名状》已经成为香港电影北上最成功的一次生产活动。关于《投名状》所有和历史产生误会的地方，已经有了大量的喧哗。虽然陈可辛在表意策略上有很多幼稚和没有想明白的环节，但是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不是为了单纯证实历史而存在，有历史癖好的人确实可以提供另外一种观影的乐趣，但是求真的冲动不应该成为诋毁电影品质的最大武器。关于电影的好，传播的已经太多，在这里我只想说陈可辛作为一个导演的三大缺陷。第一，想像力还是拘谨，很多情节的设置流于程式化，人物情感的变化发展、剧情的转折太过规矩，还是停留在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套路上。所以人物的刻画其实不是很成功，三个男主角具体的人格魅力没有通过某些具体的细节来展开。第二，对人性的体察貌似深刻实则简单，有变化有表象可是动力不足，那些人性幽暗的细微处呈现不多。比如李连杰的挣扎和那种野心的蠢蠢欲动塑造得非常不充分，李连杰对江湖义气的背叛过于简单地归因于报复心态和一场有点不知怎么就发生了的爱情。第三，摄影虽然凶悍、凌厉，但是缺乏大开大合的气度，在个人的渺小和权力网络的不可抗拒之间，摄影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悲悯。在香港导演中，陈可辛其实有着非常不错的亚洲视野，制片《三更》系列，从《如果·爱》开始就在寻找大华语电影的整合途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在题材开掘的深度上有欠缺。《投名状》虽然痛苦，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但是缺乏那种锥心刺骨的力量，关于人性和历史的悲剧突然变成了一个小故事。我想这也是全球消费全球想像的图景中，商业电影不可抗拒的宿命。
| 
南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