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光中:在古今之间游荡的诗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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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那你觉得诗歌是不是一定要押韵? 余光中:诗歌押韵对中国文学来讲自古已然,五四以后才不押韵的。在这之前,一直到清朝都是押韵的,所以变成歌非常容易。从周朝的四言,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到唐朝的七言,到宋词长短句,还是押韵的。押韵对中国古典诗是必要的条件,西方不然。西方比如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人物讲话是用诗句讲的,不过不押韵,这个和中国不一样,这件事情(押韵)对中国是最基本的。 新京报:不押韵可以写出好诗吗? 余光中:当然完全不押韵也会写出一首有趣的诗来,不过有时候有韵来帮助呢更有效果。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有韵的呼应,能够催眠你。甚至我们讲个笑话,讲个俚语,都是押韵的,这是天然的一种趋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那首《乡愁》大家以为不押韵,其实有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小时“候”、“愁”、“头”,当然,“候”和“头”平仄不一样,可是是有韵的。韵很重要,交通守则都会押韵啊,让你容易记住,都押韵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很多诗人写诗是不押韵的。 余光中:不押韵能不能写出好诗来,不一定,可是你不押韵,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语言特别有味道,特别耐人咀嚼,或者你的比喻特别鲜明生动,要有别的补偿。可是押韵在这个之外,会帮很大的忙。 “逍遥游其实不逍遥” 新京报:去年4月,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在台北上映,你的片子以“逍遥游”为题目,这是取自你的散文集《逍遥游》,还是另有深意? 余光中:庄子的逍遥游意思是不要有牵挂。我用这个题目倒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那本散文是写我在美国的心情,在美国读书,离开故乡,到一个不同的社会,所以我把它说成是逍遥游。可是这个逍遥游,其实并不很逍遥,充满了乡愁,充满了所谓的文化震撼,很不习惯。 新京报:杨照在文章《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纪录片》中说你在纪录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壮游者”。 余光中:那个片子拍的方式,好像我是一个壮游者,是一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人。因为那个片子拍出来也是这样子,一会儿叫我到这儿,一会儿叫我到那儿,杨照他的印象就是壮游这样子。 新京报: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余光中:壮游不是个贬义词,也还不错嘛,一个人云游天下。中国就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互相补益,读书是跟古人来往,行万里路是跟当代的人来往,深入人间,都有帮助的。 “披头士的歌词都蛮有深度,崔健也很不错” 新京报:你诗歌中的音乐性也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你自己对音乐的喜好是怎样的? 余光中:我很喜欢音乐,这次在北大的第一场演讲,我讲到诗与音乐,就特别提出披头士,当然现在你们已经不太听披头士了,你们听杰克逊啦,还有人去看Lady Gaga。披头士是最了不起的乐团,是英国最大的输出,吸引最多的外汇,而且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深度。他们的思路很广,绝不是写很浅薄的东西。像大陆的崔健就很不错啊,他自己也写词,他就是学美国的摇滚乐,自弹自唱。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欧洲,有很多吟唱诗人,等于复古了。 新京报:音乐性在你诗歌里是如何运用的? 余光中:我的诗在现代诗里,是比较强调音乐性的,往往有押韵,不一定是脚韵,行、句子中间有关键字眼,跟前后呼应的也是一种韵。押韵也有各种方式,押得不好是油滑,押得好是恰到好处。我有一首诗叫做《浪子回头》,一开头我就讲,“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浪”字就出现了三次,“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当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样的句子开始,同样一个字扭来扭去,变来变去就可以发展下去。像李白那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几个“日”字翻来覆去就发展下去了。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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