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阎连科：虚构没有现实荒诞(2)

来源：南都周刊

2012-12-28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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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拆迁仍在继续。
　　
　　当文学面对权力，阎连科感到了文学的虚无，“写作的意义在锐减，不是递增”，“文学的力量只存在于文学之内，而非文学之外。”
　　
　　阎连科担心同行认为他借拆迁炒作，增加曝光率。他承认，当邻居们忙于梳理文件与通知，“其实我是最不太清楚这些事情的”，他很少上网。
　　
　　作家所拥有的那点话语权，对解决现实冲突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谈到文以载道的责任感，他又十分较真地把责任卸掉：“我没有意识到作为作家有什么责任感，只是希望这样表达，如此而已。”
　　
　　当初决定写《丁庄梦》，也是因为“那些人情感里灵魂里是怎么过来的，没有任何人去表达，你会觉得作家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河南人，也资助了那么多艾滋病人，本能地你都愿意要去写它。”
　　
　　《丁庄梦》完成的那个上午，阎连科忽然觉得，活着也好死掉也好，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坍塌的乌托邦
　　
　　“711号园”曾给予阎连科短暂的荫蔽，也令当初那个为逃离土地而参军、写作的乡间小子，重新找回并承认对土地的眷恋。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意识到城乡差距而自卑自怯的乡村少年，在高考失利后，将视野投向手边的革命小说，填补心灵空白。“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
　　
　　如今他保持着睡前一小时的阅读，关心国外作家的题材，关心大师级作家年老时的笔力，并不断地更新着对好小说的定义。《挪威的森林》十几页就看不下去，《皇帝》里独裁者面对生命流逝的无力却吸引了他。
　　
　　人大文学院对这位驻校作家的抗拆举动，反应很平淡。院长孙郁代表学院说：无论怎么处理，都是阎连科的自由。
　　
　　今年53岁了，阎连科预期自己最多写到65岁。《为人民服务》被禁后，北京作协曾给予的包容以及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宽松创作环境，都令他感慨自己的幸运。
　　
　　“你不写作，就会在这个国家和人群中消失掉。写作就是为了找到你在什么地方。”但阎连科又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快乐的事。痛苦既源自写上两小时就会筋疲力尽的身体—少年时在山里背石头，曾压到一肩高一肩低；也出于对语言模式选择的焦灼。
　　
　　仿佛是为了洗脱《为人民服务》中对毛时代话语的滥用，《丁庄梦》创作中的自我阉割也始终令阎连科耿耿于怀，到《四书》时，他报复似的把语言的陌生感发挥到淋漓尽致。
　　
　　阎连科对语言的探索，如作家李洱评价，它们“繁琐，黏稠，有众多的铺排，有众多的冲突，层次之间枝蔓缠绕，扯不断，理还乱”，充分反映了这名小说创作者的野心。
　　
　　文坛朋友形容阎连科，脸上“充满了许多老实交织而成的皱纹”；年轻一辈看他“开奥迪A4，用爱疯4，但摄像机一拍，镜头里还是一张河南农民的脸，有一种悲苦感”。他本人一张嘴就是略带土味的河南话，语调平和，节奏浓密，偶尔被自我审查打住。说得最标准的普通话，是模仿小区横幅那句“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好拆迁这一仗”。
　　
　　蒋方舟把身边朋友的故事当笑话讲给阎连科听，两天后他回一则短信：你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可他自己的新创作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无法容忍新小说的语言与上篇一模一样。“今天追随你的读者也无法容忍，已经把你自己逼到了墙角。要么推开一扇窗，要么就被逼死在这个地方。”
　　
　　“711号园”拆迁事件的结果，并不是阎连科最在意的事。写公开信，呼告民意，是长期观察积累的宣泄：“就中国来说，我们永远处在坍塌的乌托邦中，在建造和坍塌过程中徘徊。成千上万人都在不愉快中生存，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在冬季的北京五环外，地铁13号线上地站出口处，售卖肉夹馍、烤红薯和摊煎饼的小贩面前升起腾腾热气。阎连科常要在傍晚时开车将朋友、记者等送到这里。
　　
　　他说，在北京的喧嚣中，有两套房产是非常奢侈的。而更为奢侈的，似乎是小区门口那个收破烂的河南人的生活—
　　
　　“每天在这里收收旧报纸、旧纸箱，每天拉一车，唱唱歌，听听收音机，而且收入也蛮高的，不需要为什么事情担心。我非常希望有像他一样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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