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阿兰·布鲁姆在《爱与友谊》里说，在蒙田看来，“友谊要比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关系都要高”，“同好之间的自然吸引”要高于家庭和婚姻。您对蒙田和拉博埃西的友谊有何判断？

马振骋：所谓比起和爱人在一起，更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我觉得也是挺正常的。事实确是如此。现在人们看到两个同性的朋友关系好，就怀疑他们同性恋。在法国那个时候，显然未必如此。今天同性恋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涉及到同性婚姻权利的问题。如果蒙田和拉博埃西的关系有什么不正常，他也不会这么写了。两个同性，如果说话投缘，的确会比和异性的关系来得更紧密。人们面对异性，总会受到某种诱惑，而两个同性若能真正聊透，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设想一下，你一生中见过几个像蒙田与拉博埃西那样能说得透的朋友呢？即便是夫妻，真正特别亲密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呢？

卢梭在《忏悔录》手稿里说，蒙田是“企图用说实话来行骗的伪君子的鼻祖”，“蒙田的自画像与他的本人相肖，但所画的只是侧面”。但您译了《意大利之旅》后却有不同看法？

马振骋：《意大利之旅》最初是蒙田写给自己看的，生活中的真性情与语言上的不讲究毕露无遗。这部旅行日记写于去瑞士、德国和意大利来回的路上。此后他在波尔多当了两任市长，共四年；卸职后，他在城堡书房阅读大量历史书籍，继续写随笔。他若有意要出版日记，完全有时间整理修饰。现在这样照原文出版，虽然有违于蒙田的原意，反倒留下一件可信的证物。因为没有想通过这本书流芳百世，他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躲闪。有人说《意大利之旅》是《随笔》的后店，意思是店堂卖的与库房藏的货色没有什么两样。

《意大利之旅》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和作过几次重大增删修改的《随笔》的那个侧面完全对得上号。可见，蒙田在《随笔》中对自己的描述是真诚的。

essai在法语中有“试验”的意思，梁宗岱先生曾拟“蒙田试笔”作为Les Essais的译名。作为译者，您怎么理解“随笔”这种文类，及其与怀疑主义的关系？

马振骋：在蒙田之前，拉伯雷的《巨人传》是用古典法语写成的小说，加尔文的《基督教制度》先以拉丁语出版，后译成法语。蒙田的《随笔》则是法国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哲理散文。蒙田把自己的文章称为essai，这词在蒙田使用以前只是“试验”“试图”等意思，他使用essai只是一种谦称，不妄图以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为定论，只是试论。他夹叙夹议，旁征博引，信马由缰，非常自在，不追求词藻华丽，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后来这倒成了一种文体，对培根、兰姆、卢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笔》最初的篇章，篇幅简短，编录一些古代轶事，掺入几句个人感想与评论，后来，章节内容更多，结构也更松散，在表述上也更具有个人色彩和执著，以至在第二卷中间写出了最长也最著名的《雷蒙·塞邦赞》，把蒙田的怀疑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蒙田认为一切主义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上的，这些知识都只是片面的，只有返回到自然中才能恢复事物的真理，有时不是人的理智能够达到的。“我们不能肯定知道了什么，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中包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当不同派别的人都说，我们找到了真理，只有蒙田说：“我知道什么？”这和苏格拉底，和古希腊所谓“认识我自己”产生了共鸣。人认识自己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时至今日，人认识自己了吗？我们的现代史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豪赌，所谓的进步就真的是进步？文明真的是文明？起码蒙田不这么看。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说，蒙田对莫里哀和莎士比亚都产生了影响，而“爱默生和尼采都承认是蒙田的信徒”。您能谈谈蒙田对后世的影响吗？

马振骋：自《随笔》问世以来，围绕它的批判与反批判从来没有消停过。蒙田的拥护者赫赫有名，如拉封丹、塞维尼夫人、拉布吕耶尔、拉罗什富科，后两位作家著的《箴言集》和《品格论》，吸纳了《随笔》中的真知灼见。但是他们的对手所代表的思想毕竟在当时是主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先宣布《随笔》为禁书。不久，梵蒂冈教廷也正式把它列上了禁书目录。于是，《随笔集》销声匿迹长达五十五年。

十九世纪后，批判蒙田的声音愈来愈弱，赞扬蒙田的声音愈来愈响。司汤达写《爱情论》时时参阅《随笔》，吸收其对人心细腻的观察。圣勃夫在洛桑文学院开课，谈到蒙田、帕斯卡……他对蒙田的正面评价起了决定性作用（可参见我老师范希衡翻译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在法国以外，最早接受与摹仿他的是英国的培根，莎士比亚还在他的《暴风雨》中引用蒙田的句子，后面有拜伦、萨克雷都欣赏他。此外，欣赏他的人在德国有歌德、席勒，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在美国有爱默生……

进入二十世纪后，蒙田很快得到了世界各国读书界的全面接受。纪德、普鲁斯特、法朗士、柏格森、马尔罗、杜哈曼、阿兰，这些作家风格与专长五花八门，但都对蒙田推崇备至。

除了蒙田，您还翻译过许多其他作品，从十六到二十一世纪，您的译序构成了一部法国文学史。我注意到，您翻译的波伏娃、杜拉斯、克洛德·西蒙、米兰·昆德拉都是现代主义的，甚或更晚近的作家。相较于蒙田，您更喜欢二十世纪的作家吗？

马振骋：我的确更喜欢现代的。二十世纪的语言比较活络，而之前的语言相对古板些。一些当代法国作家在法国名气很大，但国内却无人知晓，我乐意第一个把他们的作品翻译过来。

总的来说，我喜欢翻译硬派一些的东西。有的专门写男男女女的，我不太喜欢。当然谈恋爱我也喜欢的。最好是有重大的历史背景的小说，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可歌可泣的爱情。2014年出版的《迷失的人》是我最近几年最喜欢的作品，里面写到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

最后，想请教，您的翻译原则是什么？

马振骋：记得傅雷先生在《高老头》1951年重译本序里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但也有翻译家认为，译文可以“洋腔洋调”。我想，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即便读我国一些作家的小说，你还是会感到其中的故事、风物、语言带有强烈的地域性。难道法国小说遣词造句不应该带点法国腔吗？问题应该不是有没有洋腔洋调，而是这腔调用得好不好，在书中融洽不融洽。

我不忌讳欧化句、翻译腔，但是努力避免与上下文格格不入的用法。拙劣的欧化句和翻译腔，是对原文的语法结构与词句含义不够理解，把单词堆在一起，叫人读了喘不过气，还不知所云。译文的句子要有节奏，要断句清晰。但我在翻译中只要不影响阅读与理解，总是尽量保持原文的表述与用语。蒙田说“马笼头套在驴尾巴上”，我也这样译，决不用“本末倒置”来代替，他说“火钩子嘲笑煤铲子”，我也这样直白，不说“五十步笑百步”。汉语是开放的，有张力，有弹性，自佛经汉译以来，数不清的外来词和外来表述，已经深深融入到汉语体系中去了。诚如不少当代作家所言，翻译文学影响和丰裕了汉语的使用。

如果问我，是民国的翻译好，还是现在的翻译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现在的翻译好。过去人做翻译有局限：外文底子差；没工具书；不是专业译员。他们往往对句子有朦朦胧胧的理解，就用自己的中文表达，但当我们把译文和原文对照，却发现老是对不上。我以为，句子意思翻错了的话，再漂亮也没用——那样的漂亮未必不是在浑水摸鱼。翻得对是前提和基础。总的来说，大陆的翻译比台湾的翻译好，当然大陆差的也很差，台湾少有差到这种地步的。

陆谷孙先生说，“不译满两百万字，休谈译事”。我想再加一句，译了两百万字以后，也用不着谈译事了。如果理论先于实践，就等于你恋爱还没好好谈，就在说人生大事了。我觉得首先要动手，在游泳中学游泳，在实践中得规则。当然，翻译书，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味道，译文的风格会被原文所左右。总之翻译还是先做出来，然后才能根据译文来谈怎么改。理论固然是有的，但真上场了，不是理论说了算的。（文/丁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