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背叛，加缪的醒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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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摩登时代》编辑得知劳改营的存在，迅速将其抛之脑后；尽管清楚东欧“摆样子公审”的真相，萨特仍宣称“反共人士是狗”；波伏娃让笔下的人物长篇大论演讲，一厢情愿表示“来自启蒙的西方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压力将会促使苏联改变其监狱形态”。克洛德·雅梅则写道，尽管共产主义现实令人幻灭，但是“仍然有必要如此假装……是的，去欺骗，英雄般地。” 他们轻易地原谅了苏联，尽管大量无辜者在劳改营中死去。 仇视苏联和斯大林的人把这里当做寻找罪证的宝地，他们在集中营遗址周边发现了大量乱葬坑，而且发现了许多头骨，而头骨确实有被专业器械切割和枪击的迹象。 知识分子自感有责任教导工人阶级。他们甚至认为，对苏联的选择性失明和失语，是对工人的保护。工人阶级是脆弱而单纯的，“我们不能让工人失望。”萨特说。在工人阶级街区，艾吕雅拒绝说出他对苏联的疑虑和鄙夷：“可怜的人儿，这将令他们气馁，我们不能让那些正在斗争的人们失望。他们是无法理解的。”穆尼埃在一封写给《行动》杂志的信中，说任何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举动，都会削弱工人的立场，瓦解他们的决心。 他们心痛的是共产主义田园诗的堕落。至于冤假错案、劳改营、反犹肃清中死去的数以千计的不知名的工人、农民、店主、非共产党人士的作家政治家，是不在他们视野内的，他们关心更理论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本身”。 萨特固执地认为，为了实现“为全体的正义和自由”的终极理想，苏联拥有不择手段的特权。他将共产主义暴力视为可敬之物，甚至说：“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场景中，即只对个人的非正义已经不能被称作是非正义了。” 《法国当代诗人》一书曾这样评价艾吕雅：“在所有超现实主义诗人中，保尔·艾吕雅无疑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他精通如何把‘荒谬事物的不断同化’有机地融人他对自由无比的渴望中去。 诗人艾吕雅的旧友、一名捷克历史学家被逮捕和被迫认罪。“在你内心的最深处，如何能够忍受这样一种人的堕落，而这件事还发生在你的朋友身上？”在收到布勒东呼吁他抗议的信件后，艾吕雅拒绝了。这位曾写下“我生来就认识你／要把你称作／自由”句子的诗人说：“没有精力为声称有罪的罪人操心。” 知识分子们逻辑牵强地为苏联辩护：“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但是确实如此吗？作为资产阶级剥削的受益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的多样性？”但他们也常常不能说服自己，于是，萨特将两个世界做了“明恶实善的共产主义”和“实恶明善的资本主义”的区分，“更容易的做法是，谴责双方，而后撤回批判共产主义的那层意思。”朱特评价道。 然而，讽刺的是，萨特们却常常成为法国共产党辱骂的对象，共产党媒体“无情揭露他们的矛盾和伪善”。“在车辆偏离了原有的辩证道路时，司机越是试图想抛掉这些热情的同路人，他们就越是坚持，并且发誓说，他们永远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不会有回头路可走。”朱特在书中写道，他认为，在他看来，这些狂热的共产主义者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在为共产主义辩护，还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 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见证人 劳改营是一种简单化的使入狱者强制劳动的场所。劳改营制度和奴隶制、监狱有许多相似点。 但是，古拉格劳改营让加缪感到不适。 1946 年之前，加缪也像大多数人一样对苏联的罪行显得一无所知，但转变在悄悄发生。他开始觉得“历史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东西，比如单纯的幸福、人的激情和自然的魅力”。萨特不以为然，反驳“只存在历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 就在这一年，他与萨特第一次发生意见不合。在《战斗报》上，加缪发表文章“不当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萨特的追随者庞蒂发文反击，把加缪称作“革命的叛徒”，在一次圈子聚会中，加缪摔门离开。这场争执持续了 6 个月，萨特的伴侣波伏娃在著作《东西的力量》中公开支持庞蒂。 “如今真相大白，我们必须把某种东西如其所是地称为‘集中营’，即便它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不该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礼。”苏联令加缪心痛，他认为反抗是一种以混乱的方式寻求秩序的悖论，原则在于“正义”，任何反抗压迫的行动，不能沦为新的压迫。 当加缪把这些话写进《反抗者》一书后，他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哲学老师在读了这本书的片段后，对他说：“这下你要四面树敌了。”这本书成了加缪与萨特决裂的导火索，萨特称人道主义和非暴力“荒唐又虚伪”。 此后，加缪几乎与知识分子圈子决裂，“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见证人”——在《未竟的往昔》中，朱特给了加缪如此的评价，并认为只有加缪在统一口径的文人共和国里，填补了道德空白。 “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见证人”——在《未竟的往昔》中，朱特给了加缪如此的评价。 加缪反思了知识分子在暴力面前的集体噤声和胡言乱语：“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朱特认为，在这一点上“加缪领先于他的时代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 萨特终身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采访中，他仍为苏联辩护：“一个革命的政权必须摆脱一些威胁到它的人，除了死亡，我看不到其他处理方式。仅仅是监禁的话就意味着会有出狱的这天。” 而波伏娃则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作品《名士风流》中穿插了一系列主角人物对苏联集中营的痛苦论战。只是她变换了事情发生的年代，让这些辩论看起来像是发生在19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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