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之谜:“兰陵笑笑生”是徐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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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 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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