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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南京之行尴尬:青年现场发传单批评老人(2)

  一直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为何会遭遇如此尴尬?说起来,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反封建反传统成为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任务。这时,泰戈尔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的批评,便成为一场文化风波的导火索。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第二天,泰戈尔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在济南短暂逗留,最终到了北京。他在华的活动,成为文坛和媒体追逐的重要目标。5月29日,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搭船去日本东京,后取道香港返回印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此行:“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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