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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与中国:曾陷入“毛派分子案”

  “老大哥”死了,自由还远吗?

  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出精彩的政治寓言,那么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续写的《1985》则是一部现实生活的政治讽喻

  本刊特约撰稿/何建为

  “老大哥”再也不能看着你。因为他死了。

  奥威尔描述了在“老大哥”监视之下的社会。1984年,自由与思想早已绝迹,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的真理部墙上刷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响亮口号。

  但是,1985年,“老大哥”死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匈牙利作家道洛什续写了那部反乌托邦经典《1984》。这部名为《1985》的小说叙述了“老大哥”死后政权摇摇欲坠的“大洋国”,但是自由并未真正到来。党内争权,社会无序,这正是道洛什对冷战时期东欧的现实描绘。

  作家之外的道洛什实际上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创作《1985》的动力,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能,“用我的语言讲述东欧人的现实生活”。

  “我的书是一本讽刺小说”

  道洛什选择了《1984》中的三个人物作为小说的三条叙述线索:真理部记录处的职员温斯顿·史密斯,秘密警察组织的高层警官詹姆斯·奥勃良,以及温斯顿的情人裘莉亚·米勒。而作者本人在小说中则是一个2035年的历史学家,以史料汇编的方式,研究他们三个人“过去虽曾出版,但至今仍然很难查阅”的回忆录,并结合了当年大洋国媒体公布的官方公告、报刊杂志、诗歌等。

  在《1985》中,高层酝酿变革,首先就是奥勃良创办《时代》文艺副刊,他邀请被他折磨过的史密斯担任主编,裘莉亚则变成了1985年革命前的精神领袖之一。老大哥死了,但自由没有自动到来,国家陷入了另一种恐惧。

  这部小说写于1981年,道洛什花了七个月的时间,用父亲那台二战前生产的老打字机完成。他第一次读奥威尔的《1984》则远在动笔之前八年,当时他从朋友手中得到一本1950年代的西德版本,但读后并没有想要续写这部小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道洛什的书无法在匈牙利本土出版,于是开始将东欧的现实透过小说写给他想象中的西方读者。

  “我想通过《1985》说,极权国家,有时看上去像一个‘你下台来我登场’的永恒现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一次尘埃落定。但一切政权早晚都会‘疲乏’,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能不能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建设有意义的社会平衡?或许,这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与文化问题。”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在西方眼中,匈牙利以及东欧仍在“老大哥”的统治之下,但道洛什并不认为《1985》是一部政治预言。他坦言,“我的书是一本讽刺小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用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将现实渗入虚构。道洛什以一个冷酷且荒诞的医学报告作为开篇。他写道,“在接受了左手的紧急截肢之后,老大哥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讲话……12月9日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经过一致投票表决,决定为老大哥的左手做截肢手术。”

  中文译者余泽民翻译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度以为是道洛什的笔误。“前面已经提到了左手已经被截肢了,为何后来还是左手截肢?后来才明白作者的深意。两只左手暗示‘极左’的意思。”余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也因此,这本《1985》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于1982年出版。直到东欧剧变后的1990年,才首次在匈牙利合法出版。《1985》中充满荒诞和嘲讽,但这一切虚构都与作者的真实经历息息相关。   “你是要我因为你而被投进监狱吗?”

  1943年,道洛什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两岁的时候,父亲死于劳动营,母亲体弱多病。他的少年时期是在犹太人办的儿童福利院度过的。

  “在50年代的犹太孤儿院和国立学校里,也存在‘体罚’。有一部分辅导员是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神经过敏者,但也有一部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辅导员。”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记得,某堂课上,他问了句“为和平而战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之后,老师打了他一个耳光,并严厉斥责年幼的道洛什“你是要我因为你而被投进监狱吗?”

  从很小开始,道洛什就有所触动。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割礼》中,提到祖母对年幼的孙子说,“如果别人问你来自哪里或者有什么信仰,最简单的回答是‘我是一名匈牙利犹太裔的共产主义者’。这样说,至少是对的。”

  中学时代,道洛什就参加了共青团。“那时我确实相信,苏联将在二十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国家形式消失、食品免费供给、消灭阶级差别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加林遨游太空、卡斯特罗上台等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象征性事件。”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这样的信仰出发,青年时代的道洛什曾经认为,儿时经历过的匈牙利“十月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1947年后的匈牙利在拉科西·马伽什的领导下,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大搞个人崇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米莱实施了新方针,较其他东欧国家更早放弃了苏联模式。但是由于苏联的干预,在实施22个月之后被迫中止。

  1956年10月19日到21日,波兰选举了主张走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消息传到匈牙利,许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于23日在布达佩斯举行游行,声援波兰。最后,在苏联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平息,超过2500名匈牙利人死亡,有20万的匈牙利人流亡海外。

  至今,道洛什仍然记得那些日子。“10月23日是一个星期二,我在布达佩斯的斯大林路小学读七年级。我害怕星期三,因为地理课老师非常严厉。我们家住在西火车站旁边的列宁大道。清晨,我在坦克的轰隆声和炮火声中惊醒,当时我就知道,我不用去学校了。但我没有想到,停课一直停到(1957年的)元月1日。我更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一个我后来为之思考一生的大事件的见证人。”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残酷的现实一点点修改着道洛什对某些宣传的轻信。“我看到,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铁杆的反共分子也在起义中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苏联军队的入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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