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这所谓的“在旁的地方的朋友”具体是谁，目前我们还不能确知，然而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个意外的“朋友”的言辞，给了因“周作人事件”而倍感寂寞的何其芳以莫大的安慰，而他谈到的“另外一个地方”，显然给了歧路彷徨的何其芳以明确的指引。这种指引，加上周文所暗示给他的道路、周立波发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引起的轰动效应，以及沙汀即将去华北战场的消息，最终使得何其芳决定彻底终止自己的寂寞道路，和卞之琳、沙汀一起奔赴战场。

　　在何其芳预定计划里，他去战场的目的，是和兵士一起战斗，至少可以书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此处的“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的含义，应与他紧接着说的一段话联系起来理解。他说：“在这里……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不仅仅是文字。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显然，此处的“火气过重”、“暗暗地嘲笑”云云，都指向“周作人事件”中他所接近的那些人的批评态度。可见何其芳选择去华北战场书写士兵们的故事，是力图证明给那些人包括他曾经的朋友们看，证明自己批驳周作人乃至在《工作》办刊中的所有言行都并非火气过重，而是自己睁开了眼睛看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鼓与呼的体现，而他后来在延安的工作，则是在用行动对“周作人事件”中自己的表现进行“辩护”。不管是“证明”还是“辩护”，都体现出何其芳对“周作人事件”仍然耿耿于怀。那种深入他骨髓的寂寞体验，他无论怎样都无法一笑置之。

　　卞之琳曾言及当年离开成都时的心理：“……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54)然后写作；沙汀想的是去前线“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55)何其芳也曾坦言，“我是想经过它(指延安，笔者注)到华北战场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所以他在去延安的路上，还想着要保留批评的自由。(56)可见，他们仨离开成都时确定的目的地，都是华北战场而非延安；他们仨试图奔赴战场的原初动机，都是为了写出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都是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抗战初期，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都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说成了一种运动。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地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的为工农兵并如何为他们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打算长期深入地生活，不过是到前方去搜集材料，就回来写自己的作品。”(57)因而，他们仨谁都没有长留的准备：何其芳没有辞去成都的中学教职，卞之琳利用的是休假时间，沙汀也并未想长住。当然，他们仨谁都没有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写作道路的主观愿望。

　　然而，这段征程开始后，他们仨的选择却慢慢有了差异，思想及写作也慢慢走上殊途。其中，去了延安再去了华北战场的何其芳，的确写出了许多报告文学，如《从成都到延安》《一个太原的小学生》《日本人的悲剧》《我歌唱延安》等等。他最终长留在延安，实现了在思想和写作上的艰难蜕变，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他们仨的延安道路的差异，我们固然可以从各种层面去寻求解释，然而笔者以为，何其芳在成都因“周作人事件”而遭遇的深层次寂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或许可以说，“周作人事件”是我们理解“何其芳道路”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察何其芳此后所选择的人生姿态的精神密码。

　　注释：

　　①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初版前言》，《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7-398页。

　　②他问到：“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虽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他的故事，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说我的?”“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

　　③何其芳曾就这些困惑咨询过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志，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不同”，“我们的道路是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④李杨：《“只有一个何其芳”——“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解读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⑤方敬：《界石》，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⑥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第80页。

　　⑦同上。

　　⑧沙汀：《追忆其芳》，易明善等编：《何其芳研究专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⑨周扬：《〈何其芳文集〉序》，易明善等编：《何其芳研究专集》，第355-356页。

　　⑩段从学：《现代性语境中的“何其芳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11)同上。

　　(12)李杨：《“只有一个何其芳”——“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解读方式》。

　　(13)同上。

　　(14)何其芳：《何其芳全集(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8页。

　　(15)何其芳编《星火集》时，“有意删去了”《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缘由是“那也显露出来了我当时那种顽固地留恋旧我的坏习气。对于过去，没有严格的批判而只是辩护。这缺点，就是在留存下来的《一个平常的故事》里也有的。”《后记一》，《何其芳全集(2)》，第103页。可见他将两文均作为辩护之文。

　　(16)何其芳：《后记一》，《何其芳全集(2)》，第103页。

　　(17)《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79页。

　　(18)《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页。

　　(19)《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1页。

　　(20)卞之琳已记不清刊名“工作”出自谁的创意，但他认为，即使是他自己首先提出，“那也是完全根据其芳的一贯精神，而方敬又喜欢这个名字”。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可见何其芳命名的可能性很大，即便不是，也与他密切相关。

　　(21)何其芳回忆，当时“我和一个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何其芳：《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1页。

　　(22)在现存八期刊物中，何其芳每期都发表一篇文章，依次是：《谈工作》《论本位文化》《万县见闻》《论救救孩子》《论周作人事件》《坐人力车有感》《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论家族主义》。

　　(23)方敬：《界石》，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第77页。

　　(24)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25)方敬：《界石》，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第78页.

　　(26)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5页。

　　(27)《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6)》，第479页。

　　(28)徐中玉本是山东大学学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随校西迁，因“茫无头绪，即暂离山大去成都，……到蓉想办报，没有成功，就进四川大学借读，……同学有方敬、蔡天心等。”徐中玉：《半世纪前在沙坪坝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怀沙坪忆当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续集)，1991年，第57-58页。

　　(29)《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6)》，第479页。

　　(30)周文：《谈〈论工作〉》，《四川日报·谈锋》，1938年3月29日第22期。

　　(31)《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何其芳全集(6)》，第479页。

　　(32)罗念生在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贡献卓著。1933年，罗念生赴希腊雅典，专攻古希腊文化，他花了大量时间到希腊各地去访古寻迹。抗战爆发后，罗念生在四川大学任教，参与了《工作》的创办。因此，何其芳在《一个平凡的故事》中虽未点到罗念生之名，但显然批评过何其芳而又去希腊考过古的人非罗念生莫属。

　　(33)《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页。

　　(34)胡马(常风)：《关于周作人——一封北平的来信》，《文汇报》，1938年6月17日。引自高恒文：《周作人与周门弟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35)李健吾原文发表于《文汇报》，1938年6月17日。引自高恒文：《周作人与周门弟子》，第257页。

　　(36)郁达夫：《回忆鲁迅》，《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1期。

　　(37)冯健男：《我的叔父废名》，《废名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69页。

　　(38)郑振铎：《惜周作人》，《周报》1946年1月12日第19期。

　　(39)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工作》1938年5月第5期。

　　(40)《抗战文艺》1938年7月第1卷第12期。

　　(41)另一篇是陈闲的《岂明老人及其他》，《五月》1938年第1卷第4期。

　　(42)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9页。

　　(43)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第78页。

　　(44)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页。

　　(45)卞之琳、何其芳与方敬私交甚好，是《工作》的三大核心人物。何其芳说“我和一个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一个平常的故事》)，“朋友”即是方敬。

　　(46)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页。

　　(47)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工作》1938年6月第6期。

　　(48)同上。

　　(49)唐弢曾经回忆自己在听闻周作人附逆后发表诗作，看到何其芳、朱光潜之文后的感受，看到胡适与周作人之间的诗作问答后，他的心情的变化。最后他说：“现在想来，和朱光潜先生一样，我也还是过于天真一点了。”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徐从辉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1页。

　　(50)何其芳：《后记一》，《何其芳全集(2)》，第99页。

　　(51)何其芳：《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工作》第7期。

　　(52)同上。

　　(53)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页。

　　(54)该文写于1978年12月10日。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1页。

　　(55)沙汀：《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56)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全集(2)》，第82-83页。

　　(57)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何其芳全集(2)》，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