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候鸟严歌苓:在美国20年不能改变我寄居者心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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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葡萄和我所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天然保持着佛性，懂得主动去爱，去享受性的快乐。她骨子里是雌性的，在行为上也更多地保持了动物性。有时她是男人的母亲，有时她又是男人的宠物，“坚贞”这样的字眼在她的头脑中从未存在。 Q： 你身在海外，但大量地书写国内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你如何做调研？ A：我是一个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的人，我每次回国，从身边的朋友那里都可以听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很多就成为了我作品的素材，同时我的父亲还一直给我订阅国内的《作家文摘》和《文摘报》等报刊，一摞一摞的存下来，每半年、一年我回来全部带走，没事的时候就读，很多作品和这些报纸有关。 写“抗拍性”强的作品 严歌苓抱怨说，如今身处图像时代的作家必须做一些前代作家不用做的事情，“让清高的作家走到文字前面，用影视剧来宣传文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她说。但她也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例如——她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小说《无期》——但她觉得真的像“无期徒刑”她要写男性了，她要写当代都市题材了，她要写“抗拍性”强的作品了……即使54岁了，严歌苓还是创作能量饱满，勇于尝试各种新鲜，去试验和突破自己的潜力。 2010年，严歌苓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赴宴者》出版后，在海外反响不错，这给了严歌苓信心，她告诉本报记者，自己还会创作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但不是这两年”。她称自己是一只文学候鸟，几乎每年都要飞回祖国，休养生息，然后再飞走。 Q：80后、90后这一代人接触的都是短信、微博，而你这一代，甚至还在拿铅笔写作，你写小说会不会在乎读者是谁吗？ A：我现在开始尝试使用电脑写作，但是，还是不如用铅笔写作那么顺畅，因为要打字，还要选字，很容易影响我的写作思路，另外就是我不太会弄上网的事，除了查邮件不会干别的。不过我会看房子信息，美国现在房价跌得很厉害，我上网看看有什么可爱的房子。 Q：你说以后要写“抗拍性”强的题材，可以说你的作品是为数不多能够同时在影视和文学上站得住的，为什么要拒绝这些？ A：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爱文学的，当然我也爱电影，有时候好的文学不是好的电影，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纯粹为文学写的作品，但是我还有一半的严歌苓是非常爱电影的，我就专门为电影来写作品，我希望这两件事别混在一起，如果混在一起常常要造成巨大的妥协。他们把我的作品改成电影或电视剧以后，怎么说呢？人不是圣贤，你看电影电视给你造成这样大的收益和影响，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写能够被他们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东西，这是下意识里的东西。 Q：女儿的到来对你的写作心态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 A：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她的到来，给我和我的先生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她非常懂事，我写作的时候她总会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看烦了，就默默走开。很有意思。 Q：你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你处在漂泊、边缘的生活状态，那现在你心中的安宁感来自哪里？ A：我有寄居者的身份认同危机感，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所以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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