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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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旁及的领域，比如为了写一位基督教牧师，霍达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还有香港的商人、佣人、苦力，当时的建筑、车、船、轿子、服饰、饮食，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语，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还原了历史，她便让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了：京师举人易君恕、新界抗英义士邓伯雄、英国牧师林若翰、林若翰的养女倚阑、香港商人迟孟桓，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一起，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缝隙里进行自己的创造，而又让别人看起来浑然一体，这正是作家的乐趣所在”。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两个奖项，十年后又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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