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88年那一年，我基本上是在外面跑完的。
1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是和蓝马、周伦佑在一起。我们去了北京，又去了沈阳，再去了合肥。不过在这一个月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在沈阳时，我可能有戏，也被周伦佑劝住了。那是一个东北乡下的文学女青年，我们同住在辽宁文学院的招待所里。晚上我们和沈阳的诗人柳云在一起喝酒时，她过来了。我觉得我们谈得还算投机，所以半夜时，我想到她的房间去。
我去了肯定要出事：不是幸福的事，就是麻烦的事。
而且多半是后者。
1月份的出游，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有一点我必须补充：这是蓝马和周伦佑的事情，这也是他们分手的最初缘由。当时，我们准备离开沈阳，我和蓝马出去买火车票。买了火车票之后，本来我们说好出去耍一下的。但是，蓝马突然紧张起来。他一定要赶着回招待所。我问了他好久，他才说出原因：他怕周伦佑翻他的书包。后来他告诉我，周果然翻了他的书包。
书包里有蓝马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着蓝马的思想。（补注：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的确很不地道，这些事我其实没有说的理由和意义。对于周伦佑和蓝马，他们各有他们的价值、各有他们的市场，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我何必去插一嘴？况且我的所言，也是一面之词，实在有点对周伦佑不公平。对不起了。2011年6月13日，杨黎。）
那年6月份，我再次外出，去南京、上海、杭州和黄山市。那一次时间很短，又是我一个人。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要说的是8月份的那次，我和周伦佑、蓝马去湖北的事。那次我们去印《非非》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也就是我们和周伦佑的最后一次相聚，历时三个月。
我们先到的宜昌，去找南野，老周说是他帮我们找的印刷厂。由于南野不在，我们决定先到武汉去耍几天。在去武汉的船上，我们遇见了两个从万县上来的小婆娘。可能就16岁左右。周伦佑和这两个小婆娘搭上话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跟着我有运气。我说：这是卖的。周还不高兴。
到了武汉之后，周离开我和蓝马单独去找过这两个小婆娘。当然，没有过多久他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真是一个可怜的年代啊，我们什么也搞不到。
后来我们回了宜昌。
在宜昌的那段时间里，我和蓝马生活得非常快乐。我们的友谊，也在那里发展到了最好的地步。不论我们是住在葛洲坝水电学院，还是住在南野为我们介绍的几个文学朋友的家里，我们都过得非常愉快。虽然，我们那时很穷。现在想起来，宜昌的那些朋友，都让人非常怀念。特别是葛洲坝水电学院的一个小女孩，我想蓝马是不应该忘记她的。我也没有。我甚至想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还有印刷厂的两个小女孩。一个长得还有点可以的，我在一次喝醉了之后，和她做了一把。她当时要被印刷厂开除了。所以，我第二天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她。还有一个要差一点，我用我的甜言蜜语，骗了她几顿饭吃。其实也就是印刷厂伙食团的饭，只是我非常想吃。因为我饿。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很饿。周伦佑管着一点点钱，每天发伙食费给我们。我和蓝马还要喝酒（哪怕是最简单的酒），还要抽烟（哪怕是最劣的烟），怎么不饿呢？那些日子里啊，全靠了葛洲坝水电学院的几个同学。他们请我和蓝马喝酒。在晚上，在水电学院的校园里，一瓶酒，一包豆子，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到今天了，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我想蓝马也记得。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一下，很好玩的。有一天晚上，南野到水电学院来看我们。刚刚落座不久，就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这个女的，就坐在周和南野之间。于是，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明争暗斗。周展开他的口才，天南地北地说了起来。南野不怎么说话，只是用他迷人的微笑对抗着周。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他们还是那样。老实说，那个文学女青年，已经完全被他们搞服了。
20分钟之后，我和蓝马被几个同学喊出去喝酒去了。那天我们喝得特别多，起码喝了两个多小时。喝完酒后，我偏偏倒倒地回到了寝室，他们三个还坐在那里。周伦佑还在说，南野还在笑。只是那个女的，好像已经有点疲倦了。我摇了摇头，走过去，拉着那个女人的手，对她说：走，我们出去耍。
那个文学女青年站起来跟着我就走了。
我想蓝马应该也还记得这件事。
蓝马说——
后来，听到了“电脑”一词，知道世界上有了“电脑”。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猛然意识到：“电脑”，必定就是我所谈的“文化思维”的典型。它具有以下特征：1、以成熟的、确定的知识（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了定论的东西）为“思维”的基本内容；2、其思维活动按照已成定论的、有限可数的、可控制的程式进行；3、采用文化语言系统（无论是英语、法语、汉语……还是机器语言——均以文化的、确定的语义性为准）；4、这种思维的本质在于“执行文化操作”；5、这种思维没有创造性。
那时，我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可以交给电脑，灌输给电脑，让电脑来按照人类的“意图”处理这样那样的“功利事务”。电脑能办太多的事情。它执行人类既定的操作意图时，绝对是一丝不苟的、不会乱来的；不出硬件问题和不受病毒侵袭的话，电脑办起事来是不会丢三落四地忘记这样忘记那样的。电脑的种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的记忆量可以是一个人的记忆量的千倍、万倍、亿倍，以至无限倍；它回忆起这些记忆内容来，又比人不知快了多少倍、准确了多少倍……
杨黎
但是，它不会创造。因为它没有“灵性思维”，没有独立的悟性，没有原始原创的知解能力。一句话，它没有“前文化思维”。它只能作“文化思维”这种典型的机械思维。
可是我也看到，文明人类在对待自己方面也十分像对待电脑。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家庭、学校、社会，主要是在向其灌输文化思维——包括文化语言，文明成果，各种定理、公式，以及语法、逻辑、哲理等等（这相当于给电脑装入运用程序：软件）。人脑主要被当作了“能自己走到某某现场的记忆体”（如同电脑的硬盘、内存之类）和“简单运算体”（如同功能极为低端的一些“简易的芯片”）。
其中处理问题模式不外是——如果A，那么a1；如果B，那么b1；既然C，那么d；既然D，那么e……总之是事先输入（记住）的。（这种记忆的回放，被人们误以为是思维。）这样使用人脑的结果，使人脑处于很悲哀的境地：它运算不快，记忆不可靠，记忆量太小等等、等等，以至于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脑基本上只是被当作一部十分（不，万分）简陋的、根本不称职的“烂电脑”在使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一部电脑做工作像人这样差劲（记忆少、速度慢、错误百出等）的话，连收购“二手电脑”的小摊贩也不会要它的。
总之，我看到，有必要提出警示，告诉人们人脑的地位在于创造，创造的关键是使用“前文化思维”。以“文化思维”为核心的教育传统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压抑和扼杀。有必要大声疾呼：非文化思维，在我们生命中比文化思维更重要。
当然，这些略带焦虑性质的思绪在我后来的理论表述中都得到了必要的体现。总结起来，我后来的表述中比较尖锐的一点是我指出了这样一桩事实。这桩事实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我们的生命（文明人类的生命）被文化掉了——我们的生命一运作起来就在执行文化，生命原本的前途和无限可能性被遮盖了；我们的世界被文化掉了——以至我们一睁眼、一开动感官，就会把世界看成、感受成文化中描绘的那样子，世界原本的“无限可以然”性被遮盖了。……
杨黎说——
16、蓝马终于说到电脑了，他使我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好在我这个脑袋和电脑不同，它只喜欢记住它喜欢记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让它重新工作，把关于我和蓝马、我和电脑的那些东西都回忆起来，都说出来。
先说说我是怎样崇拜蓝马的吧。
1991年，我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去帮他主持一本信息类杂志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电脑的重要性。我们请了一个电脑专家来，我给他讲了我的需要。当时，蓝马也在场。这个专家听了后，对我说：这个软件非常复杂，起码要两万元，而且要一年时间。不仅仅是钱，但就这时间，已经让我们望而止步。这个时候，蓝马站出来，说：让我试试。
那就只有让他试试好了。蓝马那个时候，基本上连字都不会打。他在一个大学生那里借了一本入门书，就开始试了起来。当时正好是春节，他基本上抱着这本书，过了一个计算机之年。过了年重新上班之后，蓝马开始在电脑上敲敲打打。没有几天，我所需要的管理程序，就被他开发出来了。
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是非常崇拜他。
几个月之后，蓝马自己要办公司，我没有选择地离开了我的那个朋友，跟上了他。当然，我是只能和他在一起的。因为，那个公司不仅仅有他，还有吉木狼格和何小竹。
办公司后，我们的第一笔钱，就用来买电脑。蓝马说，电脑加人脑（我们的人脑），就是成功。说句实话，那段日子里，我为我不能亲自使用电脑而非常自卑。我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地工作：用我的人脑和我的身体。
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非常微妙的、又是很自然的变化。
公司事情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总经理王世刚（蓝马）却越来越不愿意离开他的电脑。他每天都坐在那里，设计一套又一套的管理方案，清理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的那一点点财务往来。更可怕的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明显地不愿意和人交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的确不能回公司，而我约的一个人马上又要来，我就打电话回去，希望他能帮我接待一下。后来我听公司的人说，整个下午，王总经理都在办公室里走去走来；直到那个人有事不能来了，他才大舒了一口气。
这些事情越积越多，使我对电脑有了很大的气。我甚至把对蓝马的不满都算在电脑的身上。反过来，这些气也支持了我不克服困难（主要是不懂拼音）去学习电脑的理由。这直接的结果是使我少写了二十万字。
那个时候我说：亲近电脑，远离人性。
17、我希望蓝马看了这些文字后，千万不要生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大家都有不足之处。我今天把它说出来，就是想把它说出来。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更没有想对他有什么意思。我相信其他人看了这些，也不会对你蓝马有什么不好的认识。相反，他们会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天才。
说一点支持蓝马的话，比如我学电脑的事。
我是2001年3月份开始学电脑的。其实我早就想学电脑，仅仅因为我不懂拼音，甚至连26个英语字母分开了都无法认完，所以就一拖再拖。到了2001年3月份，我已经不能再拖了。如果我不学会使用电脑，我想我的写作将被大大地耽误。但是，拼音怎么办呢？我甚至想过学五笔。
后来我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一直用电脑写作的韩东，居然用笔写不出“橡皮”两个字的拼音。这对我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触动，它使我想到了蓝马，想到了我们的“非非理论”，想到了另外的可能。
当然到最后我是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开始写我的小说。第一篇《睡觉》我写了将近两个星期，只有3000多字。接着我写第二篇《从一场大雪开始》，4000字左右，我只用了一周。再然后，我又写了几篇，并且开始到网络聊天室聊天。到2002年1月12日，一年不到，我已经在电脑上写了将近三十多万字了。而且，我已经不习惯在纸上写作了。
但是，我重点要说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不大认识拼音。如果在电脑下面的话，我就基本上不认识。我只要一坐在电脑前，我的手一放上键盘（而且仅仅是左手），那一根根手指，就能准确地认识我所需要的每一个字母。我这三十多万字，就是这样敲出来的。
所以说，前文化理论有它的道理。或者说，我们的手指，它难道就仅仅是手指吗？
蓝马说——
“非非”名称的由来和“非非主义”的诞生。
1985年前后，始终纠缠着我的种种思考已经有了纯理论的表述。包括“前文化语言”，“前文化思维”，“文化”、“非文化”与“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及“前文化还原”系列思想等。这时，我多次找到周伦佑，主张搞诗歌流派。当时周伦佑正忙于搞一个《浪潮诗选》，据他当时讲，主要是搞一本《第三浪潮诗选》，准备收稿范围主要是放在北岛以后（包括杨炼、北岛在内）的一些正在倾向于成名的青年作者方面。也许由于有活儿忙着，他对搞诗歌流派不感兴趣，只说写诗是个人的事，就把话题给放下了。尽管如此，我只要有机会碰到他，也还是要再次提起流派话题。但他主意已定，我的话不曾收效。就在这个时期，徐敬亚在诗界发表重磅诗论，明确高呼：“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这种召唤对中国诗歌界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它能使人的某些方面一下子被惊醒。徐敬亚那极富时代前卫冲锋精神的召唤，给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享受，是一剂大补药。而恰在此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和周伦佑共同的朋友朱鹰也对周伦佑提出了搞流派的重要性，这才引起了他的足够注意。这样，一天黄昏，周来到我的住处，饭后茶余，他开口道：朱鹰也在说搞流派的事，看来值得认真考虑此事。于是，我大喜，立即兴奋起来。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来。话题不再是搞不搞流派，话题直接是怎么搞的问题。周对我说：理论方面就用你的“前文化”，另外我也在写一些。（因为他对我的“前文化”已经不陌生，因此我们并没有再谈什么是“前文化”之类的话题。）坐在我那张沙发床上，我们主要是在推敲流派的“旗号”，像是在给一个已经出世的孩子取个好名。我的表情可能一直都很喜悦、兴奋，因为那时，我的心跳得很舒畅。而他呢，不时侧着头，右手下意识地摸着下巴、捻着几根胡茬，一直是一种积极思考的模样。
推敲逐渐形成了他先提名，我接着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局面。我们提出并否定了不少候选的“名称”。其中，有的名称是因为过于局限，不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出“前文化理论”所涉及和覆盖的范围而被否决的；有的则是因为范围过于宽泛，不能突出我们理论的针对性，不贴切、有错位的感觉而被否决的；还有的则是过于陈旧，不能与我们“前文化理论”的崭新性和原创性相媲美，因而被淘汰掉的……否决权一直是由我在操持，一个名称弃留的依据是掂量它、品味它是否与已经成型的“前文化”理论相吻合，其中还真有点“量体裁衣”的味道。
时间就这么流逝，渐渐晚了，名称还不中意。周又提出就叫“前文化主义”算了。我掂量一番说：不行，这名字太理性了，也太直白，缺乏感性，太僵。
“能不能来一个不表意义的？”我问道。
“我正在想两个字。”周伦佑答。
“哪两个字？”我问。
“非非。”周伦佑答。
“对头！就这两个字。”我如释重负而又兴高采烈，他显得有点拿不太稳。
“非非”的名称就这样定了。接着，我们商定了具体事项。包括——
（1）我写一篇诗歌流派理论文章；
（2）周伦佑也写一篇诗歌流派理论文章；
（3）周伦佑写一篇诗歌流派宣言；
（4）周伦佑负责组织诗歌稿件；
（5）确定了大概的时间表。
后来（大约是一个月后），我们（蓝马和周伦佑）如期完成了文章的写作,按既定计划于一个黄昏上了去成都的列车。到了列车上，我们才互相交换着阅读对方所写的文章（这一点周在《非非》创刊号“编后五人谈”中已经提到过）。
一切都基本按照计划在进行。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原本周伦佑承诺要写的“宣言”，没有写成。时间不等人，周提议，将我的文章的第五部分抽出来，当作《非非主义宣言》。我的文章的前四部分保留不动，更名为《前文化导言》（原名：《前文化与非非》）。这事就这么定了，也这么办了。
另外，我们感到：由于文体及表述风格的影响，我俩的文章并没有把我们已经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包括在内。完全有必要进行补充。商议之下，我们决定采取专门的表述形式，来解决这一不足。这就是搞一个《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和一个《非非主义小辞典》。我写了其中的几个“前文化还原”（包括“意识还原”、“语言还原”、“感觉还原”等）。是在成都刘涛家里写成的。
记得当时周伦佑问我：“你的有些说法怎么没有在里面（指文章中）充分地表达呢？”我说：“是表达（风格）的需要，我在写作时尽可能地不用那种过分理性的表达。就是再不得已我也不用，我宁愿在另外的地方用专门的解释的方法来阐述，也不愿让它们（指那些用定义、解释之类理性手法来表达的内容）卡在我的文章（指《前文化导言》）中。”也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交流，最终促成了《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和《非非主义小辞典》的产生。
杨黎说——
18、1985年底，我和胡冬准备编一本《第三代人诗选》。当时我写信给周伦佑，约他为我们的书写一篇序言。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意思，胡冬并不知道。信发出去没有多久，周伦佑就回了一封信，并且随信寄来了他的文章，名字叫《第三次浪潮与新的挑战》。在这篇文章里，他重点吹了我。虽然只是几个字，但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非常满意。这可能就是蓝马说的周伦佑的《浪潮诗选》的事，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主要是记不清楚了。
19、我也是1985年底认识小安的，或者是1986年初。她当时是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女军人，“整体主义”诗人刘太亨的同学。我是在刘太亨那里耍，由刘太亨介绍我们认识的。1986年阳春三月，我和她正在蜜月之中。
我们从重庆回到成都时，看见了周伦佑给我写的信，他叫我马上去一趟西昌，有重要事情和我商谈。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在他的那封信里，我记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一定、一定，而且越快越好。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和小安坐上了去西昌的火车。
怎么说呢？我是不是要说说我们的西昌呢？那里有阳光，有很大的月亮，有卫星发射基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吉木狼格，有蓝马，有周伦佑，有……太他妈多了，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当然，主要是快乐的。
其实我和小安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去西昌。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任何人知道。小安不知道，吉木狼格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
1985年夏天，不，应该是秋天吧？是夏天。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走的冲动，就像1982年春天和1983年夏天一样。当时，我刚刚脱离了银行的工作。我记得我什么也没有带，背了一个军用书包，就离开了家，直接到了成都火车北站。我一个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目的。
我后来去的是西昌。
从成都到西昌，要坐一个晚上的火车。我是晚上上车的，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下车后，我茫然地走出车站。闹闹哄哄的车站，我觉得非常安静。拉客的火三轮和公共汽车摆满了狭小的车站广场。有一些彝族在远处，有一些女人从身边走过。其中有一个脏兮兮的，还回头来看了我一眼。
有风吹来，居然有点冷。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周伦佑那里我是不会去的，前些日子因为青年诗协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断了联系。王世刚（蓝马）那里我也不会去。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周伦佑一伙的人。再说，我和他也没有交往。而吉木狼格，他那个时候还叫马小明。我的前任女朋友（我用A代替吧）叫他小马。
那么我跑到西昌来干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A。
我认识周伦佑就是A介绍的。A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女朋友，我们1980年就认识和相爱，并且开始由秘密同居到公开同居。1983年，她以一个女诗人的身份在成都诗歌圈子鬼混。我说的鬼混，并没有贬低她的意思。我说的鬼混，只是指一种张罗的方式。况且，她主要还是在为我张罗。在她和我单纯的爱情里，包含着对我诗歌才华至高无上的崇拜。寻求他人对我的认同，是她抛头露面的主要原因。1983年到1984年，她的诗歌局面迅速打开。同时她也为我带来了一些机会、一些麻烦和一些绿帽子。当然，在她的内心，对我的诗歌认识肯定是更加的坚定。这里面的原因，只有我和她本人才清楚明白。
马小明是在这样的时候认识A的。而且，马小明认识她的时候，还不认识我。我和马小明是在A的寝室里第一次互相看见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还握了手，马小明还问我最近又写了些什么。我们的见面是非常的理性，甚至有点友好。它似乎预示了我和他今后的这种亲密关系。真的啊，有的人一见面你就觉得是朋友，有的人却恰好相反。
我曾经以为，我和A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认为是我的原因。比如我的非常先锋性的幼稚，我的性观念（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误会）。但是，现在想来，那真的不是我。当然，也不是她。其实我和她之间，都没有错。换一句话说，我和她的关系，本身就说不上是什么失败。难道真的白头到老就是成功的吗？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陈旧了？如果说我们的关系中真正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分手的时间太漫长了。它基本上用了一年半。
所以说，我第一次去西昌后，我谁也没有找。我只是坐公共汽车去了邛海，然后又由邛海慢慢地走回火车站。这期间，我用了一天时间。
第一次到西昌，给我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那里的天气，那里的阳光。早晨我刚到的时候，不是说有点冷吗，到了中午，我就已经热得不行了。特别是在太阳下面，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无法再穿。但是，就是这样热，你只要一站在阴影下（哪怕是一根孤零零的电灯杆下），你都会马上感到凉爽。说句实话，西昌的天气真他妈不摆了。我曾经躺在地上，赞美过它的蓝天。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据说是有一个国外专家考察团去西昌考察卫星发射基地，考察完后，外国专家都觉得不可想象，如此简陋的条件和技术，怎么可能将卫星送上天呢？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西昌离天很近。
这个笑话不知道是蓝马讲给我听的，还是吉木狼格。
第二个印象和西昌无关，它和一个女人有关。只是这个女人在西昌，而我们之间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去西昌的时候，所以，它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去西昌的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
蓝马
其实这件事也很简单，就是我回到西昌火车站后，突然想喝酒，而且想得很强烈。这样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小酒馆。我当时从候车室出来，边走边找喝酒的小酒馆。在候车室门口，我就遇上了一个中年妇女。当然，其实别人也没有多老，就三十多一点，只是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而已。
当时，我正在东看西看，寻找能够喝酒的店，就把她看见了。我看她的同时，她也在看我。一个人，像我一样怪可怜的样子。于是，我就走过去，问她哪儿有喝酒的地方。她打量我几眼，用手往我身后一指。我转过头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就看见了我要找的地方。我看见后，转过头来，看着这个女人，结结巴巴地对她说：一起去喝一点，你说好不好。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除非是一个饿慌了的人。而这个女人恰巧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和我一起来到了那家小酒馆。
昏暗的灯光，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喝了许多酒，她还吃了许多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歪歪斜斜地从小酒馆走了出来。这个女人，她什么样子我都记不起了。我只记得，从小酒馆出来后，我把她拉着往旁边最黑的地方走。没有走多远，我们就抱在一起。准确地说，是我把她抱在了怀里。
那是我搞的第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非常兴奋。那个时候，还没有商业行为这一说法。我们就站在一堵墙壁的旁边。完事后，我们去了候车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了候车室后，她躺在一张椅子上就睡着了。我坐在她的旁边，手还偷偷地放在她的胸脯上。她的确有一对很大的乳房，虽然她不好看。
我酒醒之后，突然觉得恶心，就偷偷地走了。本来她是要跟我去乐山的，她说她是乐山人。但是，我看见她睡觉的样子，的确是不愿意再多待一下。我悄悄地把一张10元的人民币放在她的胸脯里，就走了。那个时候，从成都到西昌才12元左右。所以，10元钱够她回乐山了。
20、还是说我和小安到西昌的事。
我们坐了一个晚上的火车，在早晨到了西昌。我们下车后，按周伦佑信中所说，先找到了蓝马。然后，蓝马给周伦佑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到了西昌。没有多久，周伦佑就从他上班的西昌农专赶了过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坐下，由周伦佑给我谈了我们将干的事情。我在另一篇《我与“非非”》的文章里，写到过我初听“非非”这两个字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它太甜了，不怎么喜欢。到今天，对这两个字，我依然是这种感觉。我其实知道他们的意思，想寻找一个尽量不表意的词。但是，不表意的词肯定还有很多。在音响上，是不是可以寻求更硬一点的呢？比如说，后来我们和蓝马办公司时，我们的那“BBB”不是很好吗？
他们肯定还给我说了许多其他的，包括具体怎么办，谁当主编，谁谁又当副主编。这些事情，这些具体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惟一记得清楚的是，蓝马在简单地谈到他的“前文化”的时候，对我说，不仅仅是诗歌，还包括很多。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还特别提到了经济学。
当然，这些都是我当时不关心的问题。在当时，除了诗歌，我还会关心什么呢？就是现在，除了诗歌，我也什么都不会关心。在诗歌之外，我要特别对蓝马说，谈论一切问题，都只能是文化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和小安睡在马小明的寝室里。
那天，他不在西昌。
21、蓝马在他的这一节里，重点谈了“非非”的命名过程。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有必要的。从某种情况下讲，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周伦佑曾经把这个问题神话了，他说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了这两个字。
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非非”这两个字，如果没有蓝马的“前文化理论”，没有我们的诗歌，我真的想问一下，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没有啊。
蓝马说——
第一次写诗是念中学时。为了避免写作文，写了大约二三十行诗。这原本是一种偷懒行为，岂料受到语文老师的高度赞赏，又是表扬，又是通报。就这样埋下我最初的诗缘。后来下乡当知青，情感苦闷，前途渺茫，青春又至，以诗歌倾吐心绪的倾向日渐强烈。
一个烟雨迷蒙的夏天，轮到我放牛。放牛在当时还算是一件好差事。一般的模式是：清早9点把牛群赶上山去，然后一路跑跳，回到生产队寝室里睡觉或看书、拉小提琴等。直到下午4点，站到门外往山上看——看看牛群跑到哪里，就往哪里去把牛群赶下山来，赶进牛圈，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有一天，我把四十多头水牛赶到半山腰，让它们悠然啃着刚刚长出的新草，自己把雨衣铺在地上，坐下来看着阴郁的天空使劲儿抽烟。看着山坡地上深深浅浅的牛蹄印，想起自己的处境，表达的欲望高涨起来。于是把烟盒（是“山花”牌香烟的烟盒）拿了出来，把它掏空了，拆开，反过来。就在那张名叫“山花”的烟盒纸上，我写下了一首与香烟同名的小诗《山花》。这首诗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评价中，被认为是一首才情横溢的“反诗”（即：对现实不满的“反动诗”）。因为诗中咏叹的是一朵从很深的牛蹄印中长起来的、始终出不了头、既看不见朝霞又看不见夕阳只能领受正午烈日烘烤的山花。当时这种评价对我来说，有受宠若惊的味道，同时也有点胆战心惊的味道。
我的诗兴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过了不几天，在大体相同的情形下，我在一张“春燕”香烟的烟盒上开始写起另一首诗来。这是一首长诗，烟盒写不下，加了几张纸才写完。这是我的第一首与朦胧的爱情思绪相关的抒情长诗。是歌颂“春燕”，并一厢情愿地邀请“春燕”住进我的心灵、在我的心灵深处筑巢安家的缠绵悱恻的呼唤。这首诗得到的评价是：才华横溢，超出了个人的苦闷。
后来，读诗写诗就成了常事。
杨黎说——
22、每一个人开始写诗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而每一个人最终坚持写下去，却只能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超越语言，突破大限。这才是只有诗歌能够做的事情，这才是只有诗歌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惟一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愿意认为诗歌就是“宗教”。
不能说蓝马是没有诗歌才华的人，就像不能说蓝马仅仅是一个理论家。这样的说法，我首先就不可能赞同。但是，蓝马的诗歌，到现在我都不能放心。并不是因为我们是“非非”同仁，更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是好兄弟。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超语义”的提出者。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诗写不好呢？
蓝马其实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这有他自己诸多的文章为证。同样，蓝马的诗歌也是文采飞扬的。比如早期的《六八四十八》，以及后来的《需要我为你安眠时》。前者在他的颠覆语言界限的理论指导下，诗中充满了语义的迷乱和意义的随意。初一看，似乎是超语义的，而其实际上，仅仅是在语义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语言想做而又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语言是父母，这种颠覆只是他们调皮的儿子。而后者，就是在说道理。不论是语言自身的道理，还是语言所表示的道理，它都是道理。一个道理和另一个道理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它怎么是超语义的呢？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蓝马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全部包括在他的一系列短诗之中。《九月》、《秋天的菊花》、《献给桑叶》，大量的留白，大量的警句，以及饱满的情绪，无处不显示出蓝马的才智和聪明。然而，就是这些见鬼的才智和聪明，是这些无休无止的显示，深深地伤害了这些诗篇，使它们总是走不进超语义的“世界”，而停留在语义的“世界”之内。
其实所有的诗歌都是超语义的，但这诗歌必须是简单的诗歌。何小竹关于“诗歌是减法”的言说，对蓝马这样的写作者，是最好的药方。
打从1993年之后，我没有看过蓝马的诗。
25、其实我一直在等蓝马。如果他愿意，我将和他重新搞“非非主义”。如果他不愿意，就让周伦佑去搞吧，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在成都的那三台酒，蓝马和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最终我们的谈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写到这里，我点上一支烟，想起了许多事情。想得最多的是1990年和1991年，我们和蓝马出的两本《非非诗歌稿件集》。当时蓝马拿给我看一张磁盘，对我说：你看，全部都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磁盘，我觉得它那么小，那么轻，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诗歌都装在里面呢？
我困惑，也有点担心。
（节选自《西湖》杂志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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