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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一个京城旗人贫儿的辛亥经历(2)

  小的时候,他常常看见街上的人家为过年而忙碌,便一会儿跑回来向母亲报告,谁家买了多少鞭炮,谁家请了一台蜜供,比桌子还高,谁家正在剁肉馅包饺子。母亲在这个时候会很平静地对他说:“我们不和人家比,别着急,我们也会动手包饺子,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虽然咱们包的菜多肉少。 ”

  母亲精明强干,对能做得到的礼仪一点也不含糊。她会把炉灰面筛得很细,用它来擦拭缺胳膊短腿的家具上的包角铜活,擦得锃亮,还会把一张不知怎么保存下来的老画《王羲之爱鹅》挂出来,再点燃一支小小的红蜡烛。不过,到底是没有多少好吃的和好玩的,母子二人早早地就上了床,听着别人家的鞭炮声渐渐入睡。

  这样的年,让老舍很伤心,不愿意过。

  所以,他后来说,他天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样,熬到老舍七岁,按常规,他应该上学了。可是,母亲很犯愁,没钱啊。那时,上学是一件多少要点钱的事,母亲早就盘算好了,让小儿子先挎个小篮子上街上去卖花生米,做点小买卖。再大一点,就送他去铺店当个学徒,学一门手艺,或许还能养活自己,不致饿死。

  恰在此时,忽然有一天,小胡同里有了大动静,前呼后拥地来了一位贵人,来找老舍母亲,说是有事相商。来的这位叫刘寿绵,是个黄带子,就是满族的贵族,祖上地位显赫,三代单传,到他这一代,家产中光房产一项,如果把他家的房子排列起来,长度可以相当于西直门大街的半条街。这位公子哥比老舍母亲年轻一些,管她叫 “大姐”。老舍的曾祖母曾经服侍过刘家祖上的女主人,还陪同刘家到过云南,所以后代一直保持着一些联系,虽并不密切,但毕竟没有完全忘记。刘寿绵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他人并不坏,心眼好,很爱做善事,在街面上有“刘善人”的美称。他有一位女娃娃,和老舍同岁。女娃娃该上学了,便忽然想起舒家也有一个小男孩该上学了,便前来相助,进门就高声大叫:“大姐,我来带您的小孩上学去! ”他告诉母亲,一切都不用她操心,他会送来课本,会送来做一身服装的布料,会带着孩子去学校。原来他办了一间私塾,请了老师,有专门的地方,给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上课。

  就这样,老舍意外地进了学校,从此走上了一个成为知识分子的路,虽然,前途依然充满荆棘,依然困难重重,但他太喜欢念书,年纪小小,决心不再离开书本。   他高兴得要飞起来。

  果然,第二天,刘大叔拉着他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这间私塾设在离家半里多路的正觉寺,胡同也因寺而得名。当时此处是个道士庙,在其最里进有一座大殿,被辟为刘家的私塾。老舍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得到了初级启蒙教育。老舍先生一辈子都记得刘善人的恩情。后来,刘寿绵真的出了家,当了和尚,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出了手,救济了穷人,成为京城远近闻名的大德高僧,法号“宗月法师”。抗战中期,他圆寂于北平的广济寺。消息传到后方,远在重庆的老舍先生,立刻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在文章的最后,老舍先生写道: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二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么巧。真是无巧不成书。

  师范成材

  离开私塾之后,老舍又连续上过两个正规小学,最后毕业于位于西直门南草厂的京师第十三小学的高等小学校。然后考上了位于祖家街的北京第三中学。

  恰在此时,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对北京的旗人来说,又好又不好。好是结束了封建帝制,也结束了束缚旗人的佐领制度,还他们以自由;不好的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没有了“铁杆庄稼”,没有官饷钱粮,完全得自谋生路。可是,绝大多数满族旗人是以世代当兵为职业,不会也不允许有其他技术,一旦没有了官饷钱粮便只能干瞪眼挨饿。所以绝大多数满族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下子就沦为了穷人,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其中就有老舍的母亲和她一家人。

  母亲是个有尊严的老实人。她去当了工友,当了女佣,给学校的女老师打饭帮忙做杂务。可是,她已经完全无力供养她的孩子继续上学读书。

  老舍中午下学回家吃饭,掀开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不出声,一声不响地扭头便走,空着肚子去上下午的课。姐姐见他脚上穿的布袜子上的补丁已经补到了脚面上,便送给他一双新的袜子。他拒穿,说自己不会和别人去比穿戴,假如比这个,自己永远也比不上人家,要比,就比功课。

  他的性格极像母亲。他的发小同学罗常培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幼儿时的老舍:“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珠或讨半句饶。 ”

  在北京三中上了一学期初一的课程,眼看就再也难以为继了。他突然看见报上有北京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

  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件新鲜事,其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小学师资,课程设置完全是效仿日本的师范中等学校,也就是说,除了国文还是古典的汉语之外,其他一切课程都是参考西洋和东洋的教材,一句话,师范就是洋学堂,是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而且着眼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由儿童抓起。

  最打动老舍的是,师范学校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全部公费,由国家包起来,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正像老百姓所说:“师范师范白吃饭”。   招生五十名,消息传出,一下子报名了一千人,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老舍没跟母亲商量就报了名,考了试。到发榜的时候,他榜上有名,这个时候,他才对母亲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他和母亲都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可以继续上学了,可以继续念书,可以不离开学校了;母亲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再为儿子的学费而发愁了。

  这时候是1913年的年初。考上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带给老舍的头一件礼物,几乎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他搬到学校去住宿,从此,他离开了那个穷苦的家,除了短暂的看望母亲之外,再也没有回来长住过,这一年,他刚满十四岁。

  入到班里,他才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河北各地的孩子,口音都很重,真正的北京孩子倒很少,原因是乡间的孩子功课扎实,成绩较好,人又都本分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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