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徐志摩等大师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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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的梁实秋和几个同学商议,想邀请梁启超来清华讲演。当时,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通过梁思成的关系,梁启超欣然接受邀请。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每次都是听者踊跃,座无虚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梁启超来到清华,当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中等身材,秃头顶、宽下巴,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梁启超走上讲台后,打开讲稿,眼光向下一扫满堂的听众,然后说了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了下头,接着又说了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的开场白别开生面,显示出梁启超既谦虚又自负的性格特点。尽管梁启超满口广东话,但他声音沉着有力,洪亮激亢,抑扬顿挫,别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讲演的内容非常生动而且深刻。 事后,梁实秋回忆道:“先生博闻强记……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又听他讲到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先生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梁任公的讲演空前成功,但随后到清华讲演的周作人、徐志摩就没那么理想了。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的小诗》,当时听者有两三百人。但周作人语音过低,乡音太重,听众大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讲演不算成功。 1922年秋天,梁实秋又托梁思成跟徐志摩接洽,邀请他到清华讲演。当时,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开始在诗坛上渐露头角。梁实秋和清华文学社的不少同学喜欢写诗,都期待着能从徐志摩的讲演中得到启发。徐志摩为人热情,自然应邀,并依约来到清华小礼堂作讲演。礼堂里坐满了人,足有三百人之多。徐志摩身穿绸夹袍,外加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脚上穿着一双黑缎皂鞋,风度翩翩。徐志摩登上讲台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是用打字机打印好的讲稿,然后坐下来宣读。在宣读前,徐志摩说,他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并表示要用英语宣读讲稿。结果,讲演效果很差,听众感到索然无味,不少人未听完便离场了。梁实秋虽说是坚持听完,但也认为“没有听懂他谈的是什么”。由于周作人、徐志摩的讲演均不成功,此后,梁实秋便不再邀请名家讲演了。 曾有人戏言:最好的作家都是口讷之人。纵观文学史,的确存在这种现象。据说,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这些大师级的作家都不善言辞。他们的口才与在文章中显露出来的文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难道这真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上帝给了一个人一支笔就不会再给他一张嘴”么?我看也并不尽然。林语堂就是文笔既好口才又佳。闻一多不但是位爱国诗人,他的讲演也绝对是震撼人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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