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传奇人生:“修行”加深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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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的合影；图②为1950年病中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商讨国徽的设计图案；图③为1928年4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欧洲度蜜月。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传奇人生 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林两家的历史渊源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的悲观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然而，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作者费慰梅的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断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紧张的婚姻生活中迸发出的生命之光。 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声中浮沉着杯盘碰撞响。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中英文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病疾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无出，他讨了两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独生女，受过非正规但良好的教育。1920年，她父亲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他带着十六岁的徽因就任，给他做伴、当女主人。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中国，让她再度与梁思成同处。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父亲正受没落清朝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1912年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知识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同时在国学方面又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梁启超还要求他把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翻译成中文。1923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骑那辆崭新的戴维逊摩托车时不幸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当，思成的腿从此有点跛，必须穿上钢架走动。徐志摩这时已经回国，且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而徽因也正式和思成订了婚，但仍和徐志摩保持着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安排了克莱斯勒北京举办小提琴演奏会，为印度诗哲泰戈尔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担任翻译。 坎坷中迸发生命之光 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们俩虽已订婚，但在学位到手之前不准结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费城的布杂艺术学派的氛围里，思成念建筑，徽因学美术，套句梁启超说的话，他俩“修行”了一段时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历经磨练。虽说不上修炼到完美的地步，但确实加深了两人的感情。1928年他俩终于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成为新成立的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最早上任的两位教授。 1932年，徽因和思成因日军侵略沈阳而被迫离开学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费慰梅和费正清(美国著名汉学家)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他们，徽因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并知道自己患了结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们家的客人，不幸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梁启超也因肾脏手术失败，不幸去世。这时思成借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开始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典籍的研究。在这个纷乱、忙碌而又沸腾的时期，梁思成夫妇，偶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开始对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建筑进行一连串的实地考察。他们最大的成就是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857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是《图像中国建筑史》里的众多惊人发现之一。这本书写的过程历经了许多年，其中又停顿无数次，后来终于经费慰梅亲手将已散佚的图文编成完整的一本书。 尽管在1930年代后期，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因、慰梅和正清的友谊仍凭借书信维系不断。费慰梅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徽因的声音。我们谛听到徽因的呻吟、操劳、新的痛苦，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导致的颠沛流离，梁氏夫妇先到长沙，辗转又奔西南的昆明、重庆。对徽因而言，这不但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骇，更是那种“空寂的小庙，娇枝嫩叶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尊依稀去跨越那朦胧的桥身”，在肺病的剧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颤悸中，徽因依然能够写下“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的句子。 爬上历史的梁架之间 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两对夫妇曾经在重庆短暂相逢，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团聚过。国内战争、朝鲜战争、冷战一连串发生，接着是死亡(1955年林微因、1972年梁思成、1991年费正清)为他们的今生之缘画上了句号。然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仍继续不断为他们所追求、所热爱的建筑尽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绿化，防止北京遭受工业化的侵害，将城墙和城门改造为公园，让子子孙孙得以享受这一奇迹。然而他们失败了，他们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后，当一切都已为时太晚时，他们又被赞扬，被认可。 我们记得的当然是我们想记的，而不是只要发生了就会记得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些过去全搁在心里头。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梦般的情景，他的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对周遭的讥笑，脸庞笼罩着一层“无尽的羞辱”。 但我要感谢费慰梅，对我来说，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看到小思成在日本海边偷潜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为是的哲学家康有为的胡须，以及思成那些严谨、优美的图画和书法。我还看到，不是在1955年寒冷的北京死于肺结核，来不及看到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轰然倒塌的徽因，而是在1932年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闹声在客厅里回响着，徽因粲(音同“灿”)笑如花，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却跳动着在未来几个月中前往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块儿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碾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摩过去，赞叹那已经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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