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春:对郑国谷作品的整体考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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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用物或生活片断从单向度的时间强制剥离出来,置于某种陌生的语境中被审视,就一箭双雕地构成了对生活和艺术的双向诘疑。郑国谷的影像和“物”作品一再地演习这个策略,所得结果只是与实际生活略有区别:从时间中抢出一个片断,用现成的语境或直接用技术手段使之异化。主要方法是导演和记录某个大家已很熟悉、也乐于参加的活动。最终结果是,把这段生活卖出去。 艺术市场已成了当代艺术的隐性构成要素。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手段为生活祛魅,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一切神仙精灵、妖魔鬼怪莫不遁形。摄影术据说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看见了“真实”(其实只是表象),从而消除了幻象。然而真正的生活总是与“远方之物”联系在一起的,眼前之物与不可见之物内在关联的状态,也就是瓦尔特·本雅明说所的“灵氛”。资本主义大工业成功地消除了早期照片中的灵氛,附带地也为现代生活“祛魅”了。艺术之所以竟成为一个问题,原因在于艺术的本性——“灵氛”与“祛魅”状态的矛盾,使艺术不得不反复地自虐,以获取跟上现实的感觉。现代性就是起源于现实开始走在想象力的前面这个令人焦虑的现象。就其贪婪本性来说,资本主义并不是把灵性的光环从生活中赶走就了事,而是要据为己有。从潜意识中策动艺术家“反艺术”之后,技术就篡位成为艺术,但资本又把目光转向生活本身。“生活就是艺术”的观念的实现,其实也是资本购买生活的开始。于是资本和市场在当代艺术中的存在方式,把作品卖出去的策略,以及可卖性或不可卖性的问题,开始成为一部分敏感的艺术家的主题(此类作品有:《一万个顾客》、“光州罢工事件”和《七套商品房》等)。 在《郑国谷:新感知和成长中的艺术自由》(1997)一文中,我注意到郑国谷的作品似乎总是包含可见部分和不可见部分,不可见部分指向具体的生活本身。可见部分经过某种语义和符号学的转换,是可以“鉴赏”的,但审美性却把反审美性包装、保护起来了,这部分地是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主要在《度蜜月》中),隐私的存在也赋予了作品令人兴奋的特征。后来的作品中个人隐私被替换为社会隐私(如《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和《阳江青年的生活与梦幻》等),但是曝光行为始终有策略地限定在特定的伦理或社会规范之内。可见揭露黑暗并非艺术家的旨趣,而是未曝光物本身在当代艺术中结构。 新影像艺术把审美活动推向这样的边界:快门按下的瞬间,就是审美活动的开始和结束。看直接记录下的生活或工作片断的同时,观众的审美本能就被诱导、启动了。只要你仍然宣称端在他人眼前的某物是艺术品,反审美就不可能逃脱审美冲动的贪婪。我们已见证了摄影史在美的陷阱中淹没的过程。当审美意识持续地从古典的边界溢出,从初期摄影无意识的灵氛,经过反复祛魅,到拍立得瞬间即是的“傻瓜”阶段和数码相机对真实性神话的颠覆(照片因可以随意修改,不复具有“铁证”的权威),摄影史就这样结束了。郑国谷成长于“后摄影”时期到来之际,他的作品见证了这个媒介在泛滥阶段为艺术作出最后贡献的可能性。“与负片等大”,“现象学摄影”即“元摄影”让照片成为照片的构成。这本身也是对摄影的扬弃。而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所包涵的“泛滥”、“傻瓜”这两个因素,郑国谷的创作都经历到了。
傻瓜:小商品,小模型(人或物的缩微模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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