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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专门成立复社出版《西行漫记》(2)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俞晓群
2012-09-28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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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莫斯科印象记》，创作于1931年。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途经苏联作7日参观，归国后撰写此书，一年内再版5次，引起巨大反响。鲁迅先生曾写道：“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那么，胡先生在书中写了什么呢？他说，不是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写的“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还有“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

　　应该说，在胡先生的一生中，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比如，191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世界与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朱光潜语）；1931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救亡日报》头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上发表《谨防疫病》，反对对日妥协，引起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著名论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写到这里，我就想，这种“开先河、发先声”的英明论断，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就已经不得了了；胡先生看似信手所为，落笔处石破天惊，实在称得上一个时代的巨子。

　　胡愈之先生之传奇人生

　　读胡愈之先生，“传奇”二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转动。作为一个革命家，他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直是地下党员，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36年冯雪峰先生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首先见胡先生与鲁迅先生，再去见夏衍先生。这还引起夏先生的误会，说冯先生“先见党外，后见党内”的做法是错误的。1948年，周恩来问胡先生：“你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如果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因此胡先生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79年才解密。“文革”期间，冯雪峰先生还因为那段“误解”遭到批斗，但当时胡冯二人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都没有说明原因。

　　说到“传奇”，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对沈昌文先生说，我正在读胡愈之。沈先生说，那你一定要看于友的《胡愈之传》，其中有奥妙。我读后果然发现，其中“奇闻”不少。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或曰战略家。比如，1948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毛泽东公开预测，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但胡先生分析，再有一年就足够了。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胡先生的观点，调整了时间的判断。为此，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高明的预见》（1986），记述了这件事情。李先生还说，胡先生历来善于分析形势，1974年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未来形势的估计，胡先生的判断与后来的现实大致相同。

　　但是，1949年以后，胡先生的文字几乎都被“官样文章”笼罩着，见不到昔日的锋芒与灵感。有一篇写于1959年的《回忆商务印书馆》，其中对于王云五先生的评价，还充满了怒气。说王云五拿商务印书馆的资本，投靠汪精卫；还说王云五没有学问，在政治上是很坏的人，等等。这样的情绪，让人联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编《东方杂志》时，为编辑《新年的梦想》那篇大稿子，与王云五先生之间发生的不快，他也因此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商务印书馆。但1978年此文重新发表时，胡先生写了一段《后记》：“这是大约20年前我的谈话记录。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有不少事实与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确实，在1985年间，胡先生口述《我的回忆》，再谈到王云五先生时，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了许多。

　　胡先生的晚年，或曰“文革”后，他天才的灵感又一次迸发了。1979年6月18日，他写给孙启孟先生一封信，提出在民主党派搞“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构想，目的是：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搞经济自治体，搞股份制，云云。今天读起胡愈之先生的设想，我们还会赞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即使风烛残年，他卓越的预判天才，依然灵光闪现。但是，他这一次的设想结果会怎样呢？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伫立于胡愈之先生的墓前，目光中充满了敬意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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